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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修辭學;語法學;區(qū)別
一、從修辭學和語法學的定義出發(fā)
公元前5世紀,修辭學誕生于古希臘,通常稱之為古典修辭學,主要研究對象是演說和論辯技巧。當時,修辭學還沒有上升到一門科學,只是一門藝術。比如,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有時就被翻譯成“修辭術”。中世紀,修辭學曾成為歐洲學校教育的三大學科之一。當代,修辭學有時依然被當做一門關于如何有效使用語言的藝術來看待。19世紀末,隨著美國新修辭學的興起,修辭學的地位不斷攀升,并進入科學殿堂,修辭學被定義為“研究人與人如何運用符號交際的一門學科?!?/p>
我國古代沒有現(xiàn)代意義上的修辭學,但與修辭相關的論述豐富,多見于文論、詩論,主要以雕詞琢句為主。20世紀初,我國的現(xiàn)代修辭學開始形成,并逐漸建立相對完整的學科形態(tài),到20世紀末期日臻成熟。人們從多種角度對修辭學進行了界定,“現(xiàn)代修辭學是以現(xiàn)代語言學為理論基礎,從語言和言語區(qū)分的角度研究語言修辭手法、修辭方法和整個言語修辭規(guī)律的現(xiàn)代語言學分科?!薄八^修辭學,就是研究在交際活動中如何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規(guī)律規(guī)則的科學?!薄靶揶o活動和修辭手段及其成果(修辭成例)統(tǒng)稱為修辭現(xiàn)象;從各種修辭現(xiàn)象中總結出來的普遍規(guī)律便是修辭規(guī)律;研究修辭規(guī)律的科學就叫修辭學?!?/p>
通過前人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修辭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務,具體表述為,修辭學以人類的修辭交際行為及其規(guī)律為研究對象,修辭學研究的對象是在人與人的交際過程中產生的,這種交際可以是人們通過文字進行的書面交流、直接面對面的口頭交流、或者是通過傳播工具進行的間接交流等,因此修辭學研究的范圍很廣。
修辭學的主要研究目的和任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探討修辭行為的機制,揭示修辭交際所關涉的各種語境因素及其修辭行為之間的關系;2、總結、歸納各種修辭手段和修辭方法,闡釋其結構和功能;3、揭示修辭規(guī)律,綜括人類的言語交際秩序。
語法學主要研究對象明確,就是語法。語法是語言的結構規(guī)律,是語言中詞的構成變化規(guī)則和組詞成句規(guī)則的總和,即詞、短語、句子等語言單位的結構規(guī)律。我們理解一個句子,不但要懂得該句子每一個詞所表示的詞匯意義和語義關系,還要了解語言單位之間的結構關系、組合層次、分布位置以及詞類的功能,也就是語法意義。語法意義反映詞、短語、句子的功能和性質特征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語法以語言結構為概括對象。語法具有概括性、層次性、穩(wěn)定性和民族性。學習和研究語法的意義在于把我們對語法的自覺感性階段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高度。只有懂得語法,才能自覺運用它,才能提高了解語句結構、探求詞語意義的敏感度,自覺地注意語法規(guī)范,從而提高鑒別正誤和駕馭語言的能力。此外,掌握了語法知識,還可以有效提高語言教學的效果,提高民族文化素質,使我們的語言更加健康、規(guī)范、富于表現(xiàn)力。
修辭學與語法學的最大不同在于,修辭學研究的范圍比語法學研究的范圍要大,修辭學研究的是人們交際過程中的所有言語,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交際言語的影響因素非常多,包括交際主客體的主客觀條件、交際語境、社會背景、民族背景等,它們都會在無形中影響人們使用修辭的特點和效果。修辭學研究的對象是個人的、具體的、臨時的和變動的。因此修辭學是一門動態(tài)性較強的學科。而語法學的研究對象具有概括性、層次性、穩(wěn)定性和民族性,語法是從詞和句的個別和具體的東西中抽象出來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與修辭相比較,語法的另一特性就是穩(wěn)固性,它的變動極小。因此語法學研究成果較集中,出現(xiàn)的理論變動較小。
從定義來說修辭學和語法學最本質的區(qū)別在于前者研究言語而后者研究語言,前者研究范圍廣。
二、從修辭學和語法學的學科屬性來講
關于修辭學是藝術、技巧還是科學的爭論,始于古典修辭學時期。當時修辭學被大多數(shù)人認為是一門藝術。亞里士多德認為:“修辭術是論辯術的對應物,因為二者都論證那種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認識的事理,而且都不屬于任何一種科學?!钡F(xiàn)在我們知道,亞里士多德指的不是修辭學,而是修辭或修辭技巧。
在我國,這種爭論主要始于現(xiàn)代,我國古代沒有形成完整的修辭學學科形態(tài)。我國現(xiàn)代修辭學形成了相對完整的學科形態(tài)后,出現(xiàn)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修辭學是一種技術。如,1905年湯振常的《修詞學教科書》指出:“修辭學者,乃研究辭之所以成美之學也?!睆埞摹吨袊揶o學》也持類似觀點:修辭學是“美化文辭的一種技術”,而不是一門科學,這種觀點在20世紀后期依然存在。
自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產生以來,語言學就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包括很多分支學科,從不同角度可分為理論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歷時語言學、共時語言學,宏觀語言學、微觀語言學等。語法學產生較早,它作為語言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具備較為完善的理論成果、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學科屬性也很明確,即語言學。
學科之間的屬性關系隨著科學的發(fā)展不斷變化,修辭學也是一樣。古希臘時期,修辭學被納入政治學框架。直到當代,西方還往往將修辭學和倫理學、哲學聯(lián)系在一起。在我國,修辭學從誕生以來,一直接受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的滋養(yǎng),打上了深深的語言學烙印。陳望道《修辭學發(fā)凡》出版以后,修辭學常被劃歸為語言學,1962年學界明確提出“研究使用語言的規(guī)律和特點”的新科學叫做修辭學,1989年,進一步明確,“修辭問題是語言問題,是語言的運用問題,因此,修辭學只能是語言學科。”事實上,修辭學往往被以研究“語言本體”為己任的“語言學”所排斥。這是因為,一方面,修辭很大程度上并不受純粹的語言法則的制約,多違背上述語言規(guī)范,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語言;另一方面,作為一種言語交際行為,修辭所關涉的因素除了語言之外,還有社會、心理因素,因此語言本體研究的方法不適合修辭學。
在此問題上,王力先生也曾有過這類錯誤觀點:“修辭學屬于藝術的部門,語法學屬于科學的部門?!彪S著現(xiàn)代修辭學研究的深入,修辭已遠遠不是美辭所能概括的了,它以涉及所有的人類言語交際行為。修辭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人類言語交際及其規(guī)律,它是一門科學的觀點被普遍接受,而且修辭學研究的成果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確切的說,修辭一定程度上具有藝術性,但修辭并非藝術。修辭學是一門研究修辭交際行為及其規(guī)律的科學。
由此我們可知修辭學和語法學都屬于科學部門,兩者分工不同,功能有著本質區(qū)別,修辭學的實際運用一般都不遵守語法學規(guī)則,通常是對其進行違反和創(chuàng)新,但是修辭學也是以語法學的研究作為基礎和參考的。相較于語法學而言,修辭學涉及廣,是一門交叉學科,屬于大語言學范疇,而語法學研究較為純粹,屬于狹義語言學范疇。修辭學的發(fā)展方向是當今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大趨勢:多學科融合貫通,多種研究方法齊頭并進,中西方理論取長補短,實現(xiàn)學術研究的雙贏。(云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云南;昆明;6505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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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0日至11日,為實現(xiàn)對陶瓷藝術的多角度考察,探討陶瓷與文化、文學和各種藝術的互為關系,同時響應國家“一帶一路”的方針政策,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與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聯(lián)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美術學科評議組、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計學科評議組、教育部高等學校美術學教育指導委員會、教育部高等學校設計學教學指導委員會以及全國藝術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在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湘湖校區(qū)共同舉辦了陶瓷的人文世界——首屆“陶瓷與文化”論壇。來自于清華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臺灣交通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江西師范大學、溫州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京視覺藝術職業(yè)學院以及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的專家學者們運用多元化的人文研究手段對陶瓷藝術展開了兼具學理與趣味性的探討。
具有數(shù)千年歷史的中國陶瓷自產生之初便被賦予了“工藝美術”屬性,在傳統(tǒng)的研究習慣中,人們通常會從工藝技巧或視覺審美的角度對這一古老的藝術品類進行剖析與探討,然而,在近年有關于陶瓷藝術的研究中,卻逐漸展露出一個新的研究趨勢,即從人文學科的理論視角來分析其中的深刻內蘊與文化精髓。這一研究視角的引入對于陶瓷藝術的理論發(fā)展而言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研究的切入點更為豐富。由于人文學科的主干為文史哲,因此,研究者可以跳脫出傳統(tǒng)的藝術理論研究框架,以文字語義、墓葬資料、人性本質等內容為切入點展開研究。其次,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切入點的變化直接引入了更為多元的研究手段,無論是從定性到定量的變化,還是從文獻的平面解釋到立體釋讀,都使得陶瓷藝術的研究成果變得更具實證性與延展性。第三,研究的成果更具社會意義。當陶瓷藝術的理論研究從“小眾”的藝術層面延伸至“大眾”的人文層面以后,其成果的適用范圍也就隨之廣泛起來,特別是當這些研究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之后,理論成果的社會意義也就更為明顯了。
作為國內唯一一所以陶瓷為特色的高等院校,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在陶瓷藝術研究方面有著顯而易見的優(yōu)勢,正如江偉輝校長在開幕式致辭中所言:“享有‘陶瓷黃埔’美譽的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在百余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始終堅持依托本地的千年陶瓷文化底蘊,積極與行業(yè)保持互動以促進學科建設,如今,學校已建構了一批具有‘科藝結合’特色的優(yōu)質學科,成為了國內乃至國外至關重要的陶瓷學術研究基地。”(圖3)然而,相關的理論研究如果依然還局限于傳統(tǒng)的藝術領域之內,勢必無法適應信息社會高速發(fā)展的需求,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副總經理、《藝術教育》雜志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社長代柳梅女士也在致詞中提到:“作為曾經用以走向世界的通用符號,陶瓷這一傳統(tǒng)的藝術門類更應當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延伸出豐富的社會意義。”(圖4)人文學科寬廣的視角恰好可為陶瓷藝術的深入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的工作手段,因此本次會議的召開無疑具有特殊的意義。
2人文視角下的多元陶瓷文化
此次會議最為突出的特色當屬“陶瓷”與“人文”之間的結合,較之于從藝談瓷的理論研究傳統(tǒng)而言,人文學科的研究視角更為寬廣,其涉獵點也更為豐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結合并非“無根之水”,從陶瓷文化的本質上來看,它無疑具有“為人服務”的天然屬性,由此出發(fā)不難看出,在陶瓷的發(fā)展史中,制作者始終以“更好地服務于人”這一質樸而日常的標準規(guī)范著陶瓷的設計與制作。換言之,陶瓷藝術自始至終便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因此,當研究者跳脫出單純的藝術框架,轉而以人文學科的理論來研究陶瓷藝術之后,其內容便更具多樣性了。
(1)從文化學看陶瓷
“文化”是一個含義廣泛的詞語,因此,在這一視角下進行的陶瓷藝術研究形式十分多元,其中既有二維平面上的語義分析、品類交叉,也有三維層面上的時空研究。
①“瓷”的語義研究。在人文學者的眼中,“瓷”既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實體,同時也是一個指向明確的詞語,厘清其文字內涵顯然可為以后的研究提供穩(wěn)定的“基石”。因此,來自于北京語言大學的華學誠教授以《說“陶”解“瓷”話“陶瓷”》為題,從語言文化的角度對陶瓷的本源含義展開了饒有趣味的討論,他以“陶”為例,從“陶”這一文字本身的發(fā)生和演變、文字的意義變化與事物本身的變化、文字與精神文化世界的聯(lián)系這三個層次,對陶瓷語言解讀的重要性進行了深入的探究,這種由文入藝的研究方法無疑為陶瓷藝術的理論剖析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察視角。江西師范大學的傅修延教授則從一個廣義的文化層面分析了瓷的本源,在以《瓷的文化分析》為題進行的演講中,他從敘事文化的角度深入闡述了瓷與“稻”、“易”、“玉”、“藝”以及“china”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一研究成果認為,陶瓷制作的過程當與稻作文化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需要制作者付出極大的耐心與細心,而景德鎮(zhèn)瓷素有“白如玉”的美稱,因此,這應當呈現(xiàn)出陶瓷與玉器之間不斷進行單向模仿乃至替代的“親子”關系,這一理念也促成了中國傳統(tǒng)陶瓷審美中對“如玉”般生命內涵與品質的一貫追求。以此為基礎,景德鎮(zhèn)陶瓷行業(yè)的分工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為西方工業(yè)的中國化發(fā)展模式帶來了思考的介質,即科學地從西方引入適合的生產與發(fā)展模式。
②“瓷”的跨界研究。自20世紀開始,藝術家們就開始探索瓷的跨界語言模式,無論是畢加索粗疏豪放的陶藝裝飾,還是八木一夫謹慎有度的陶藝造型,都可視作是藝術家們以陶瓷為媒介進行的探索型創(chuàng)作,但是,由于創(chuàng)作者的身份所限,這些作品中始終表現(xiàn)出明顯的西方文化印記,因此,如何將一水同源的陶瓷和中國傳統(tǒng)藝術進行融合就成為了擺在中國藝術家眼前的重要問題。此次論壇中,來自于北京語言大學的朱天曙教授在名為《陶瓷與中國書法篆刻三題》的主題演講中,從書法篆刻技法在陶瓷中的運用、陶文與早期中國書法史的研究以及陶瓷文獻的整理和利用三個方面分析了陶瓷材料及制瓷手法與書法篆刻之間的關系,為瓷上書法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徑。南開大學尹滄海教授則發(fā)表了名為《中國繪畫意象造型對現(xiàn)代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的意義》的主題演講,他認為,作為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中國的現(xiàn)代陶瓷創(chuàng)作與繪畫同樣具有崇尚“意象”的審美觀點,也就是說,中國寫意繪畫與現(xiàn)代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在對意境的塑造上天生就有著高度的統(tǒng)一性與共融性,所以,研究者應當重視從國家戰(zhàn)略資源的高度找到繼承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方法,做到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用全新的語言形式表現(xiàn)陶瓷藝術的經典性。
③“瓷”的時空研究。有著數(shù)千年歷史的中國陶瓷不僅伴隨著歷史的變遷而留下時間的烙印,更因由城市形態(tài)的更迭而在空間的維度上劃下了鮮明的印記,對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探索陶瓷的時空轉變不僅是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其傳統(tǒng)價值,更能幫助我們從廣義上深入地理解陶瓷的內涵。來自于南京大學的趙益教授就《“壺”與“空間相對”觀念》這一主題,從哲學的角度分析了人在造物時會將觀念融入到器物之中,而器物又反作用于人類的思考關系。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的侯鐵軍副教授則以“圣杯”為媒介,重點探究了陶瓷與宗教之間的關系,在他名為《追尋白色“圣杯”——16-18世紀歐洲傳教士筆下中國瓷器的宗教維度研究》的主題演講中,白色的“圣杯”不僅具有宗教維度上的意義,更真實地呈現(xiàn)出歐洲傳教士追求圣潔的內在靈魂訴求,這一釋義同時也為基督教義的解釋提供了話語修辭。此外,來自于清華大學的賀鼎博士以《景德鎮(zhèn)老城區(qū)傳統(tǒng)瓷業(yè)遺產體系化保護初探》為題,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剖析以陶溪川文化產業(yè)園為例的傳統(tǒng)瓷業(yè)遺產保護所缺乏的內在聯(lián)系與全面認識,他通過研究景德鎮(zhèn)歷史城區(qū)的自然形勝、功能分區(qū)、空間布局以及建筑朝向等問題,揭示瓷業(yè)遺產是自然與瓷業(yè)要素緊密互動的產物,具有特定的功能結構和文化模式,因此,在重構與再造中,應當如何系統(tǒng)地規(guī)劃保護與發(fā)展的路徑應當成為傳統(tǒng)瓷業(yè)遺產保護的關鍵。
(2)從器物觀看陶瓷
在傳統(tǒng)的造物觀念中,陶瓷首先是一種可用以承載生活的器具,因此,本次論壇中有多位專家從造器、用器、品器的角度對古今陶瓷藝術的外在于內涵進行了多維度的解析,他們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為以下兩者:
①茶器。在中國的傳統(tǒng)生活模式中,茶具不僅是一種容器,更包含了豐富的人文精神與文化內涵。臺灣交通大學的詹海云教授在《紫砂壺的造型藝術與中國人的品味和性情》的演講中展示了形制、裝飾和實用這三個因素對紫砂壺設計的影響,即紫砂壺的造型始終與中國的傳統(tǒng)雅俗文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因此造就了中國人在傳統(tǒng)紫砂器具審美上表現(xiàn)出來的重情趣、拙樸的品味和恬淡自適的性情特征。江西師范大學的曹柯平教授以《陶瓷與茶:略論南朝碗托、五代執(zhí)壺和南宋木葉盞》為題,運用詳實的實物和文獻資料,以陸羽《茶經》為例,探究了茶器與茶文化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的呂金泉教授在《茶器設計的用與美》的演講中認為,就現(xiàn)代的生活狀態(tài)而言,設計應在不斷滿足人們需求的前提下飽含情感,即設計者應通過器物闡述工藝與文化的精髓,引導使用者感知生活中的幸福,特別是手工器具,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審美情懷,使之得以區(qū)別于工業(yè)化產品,能夠在不經意間為人們帶來內心的愉悅與慰籍,所以,設計師應當更好地感悟生活,具備工匠精神,使自己的設計品在展示手工韻味的同時,更好地傳遞美感與精神魅力。
②彩陶。在陶瓷的器具性質研究中,發(fā)端于遠古時期的神秘彩陶語言總是能夠引起研究者莫大的關注,此次論壇上便有三位研究者分別從裝飾和造型的角度對這一久遠的藝術品類進行了深入的探究。溫州大學的王小盾教授在題為《中國新時期時代彩陶中的撒種人形象化》的演講中解釋道,撒種人可看做中國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中影響最為廣泛的母題,這一主題的典型形式以及符號組合方式揭示了中國藝術符號傳統(tǒng)的形成軌跡,對彩陶紋飾及符號的深入解析,不僅能夠釋讀陶瓷紋飾的語義,更能幫助后人正確地理解陶瓷裝飾的藝術傳統(tǒng)與內涵。南京視覺藝術職業(yè)學院的朱永蘅教授則從造型的角度發(fā)表了主題演講,她以《早期彩陶動植物題材器型演變》為題,過對新石器時代彩陶上的動植物題材進行歸納、比較和分析,同時,將之帶入到現(xiàn)代設計的仿生學、產品語義學以及功能主義的語境下,探析這種古老紋飾新的生命形式。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的張亞林教授也以現(xiàn)代陶瓷的設計、造物觀為切入點,發(fā)表了名為《新時期時代陶器的造型設計觀》的主題演講,她不僅結合原始人類的生活狀態(tài),解釋遠古陶器造型的功能性目標,更從生活方式轉變的角度凝練出其中所包含著的設計智慧。
(3)從社會觀看陶瓷
如今,研究者們普遍認同陶瓷的社會意義和價值,即陶瓷不僅是一種物化的存在,更是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標記,這一類別的研究通常可從歷史與現(xiàn)代兩個角度著手,從中探究陶瓷的社會內涵。景德鎮(zhèn)陶瓷大學副校長寧鋼教授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研究主題,在以《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陶瓷藝術》為主題的發(fā)言中講到,古代的絲瓷之路,不僅在歐亞大陸吹起了強勁的中國風,更對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及至21世紀,重走絲綢之路的號召則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應當關注到中國藝術品擔負起的文化和經濟交流之使命,作為“中國制造”的主角,陶瓷藝術教育更應被置于“一帶一路”的視野下進行多維度的發(fā)展,這樣才能再一次使中國的文化藝術“走出去”。原國家文物局駐英專家錢偉鵬教授則以《中國古代陶瓷對歷史重量與藝術價值》為發(fā)言主題,介紹了雍正、乾隆時期督瓷官唐英對景德鎮(zhèn)御窯廠的貢獻,分析了元代青花瓷的制作技法以及現(xiàn)代鑒定常識。事實上,正是因為特殊的歷史文化地位,才造就了景德鎮(zhèn)陶瓷輝煌的過去,同時也賦予其新的生機。
來自于清華大學的李硯祖教授則著眼于當下,對陶藝創(chuàng)作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進行了系統(tǒng)的剖析,他在圍繞《三源并流——中國當代陶瓷藝術》這一主題所展開的研究中認為,當代中國的陶瓷藝術是在傳統(tǒng)藝術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由此所致的陶藝特征則被歸類為“一種現(xiàn)象”和“兩個關鍵詞”(即藝術與文化)。從生產和創(chuàng)作生態(tài)上來看,陶瓷創(chuàng)作者主要由三大部分構成:一是以陶瓷大師、設計師為代表的陶瓷行業(yè);二是以現(xiàn)代藝術教育的高校師生為代表的學院派;三是產區(qū)和非產區(qū)內的民間陶瓷從業(yè)人員。這三類作者有著共同的藝術追求,即陶瓷藝術創(chuàng)作和生產的當代性,又因身份、條件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當代陶瓷藝術的大千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