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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 就業(yè)核心競爭力 人才特色 培養(yǎng)策略
[作者簡介]吳煒(1975- ),女,江蘇建湖人,江蘇海事職業(yè)技術學院信息工程系,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江蘇 南京 211170)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3)24-0083-02
隨著教育大眾化的深入,用人單位對高校培養(yǎng)的人才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大學生樹立競爭意識、蓄積力量、培養(yǎng)自己的就業(yè)核心競爭力是在就業(yè)市場找到位置的關鍵。綜觀在就業(yè)市場笑傲江湖的高校畢業(yè)生,可發(fā)現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有自己獨特的服務社會的本領和優(yōu)勢。因此,對于迫切需要提升其“產品”就業(yè)核心競爭力的高校而言,凝練出人才特色來提升大學生就業(yè)核心競爭力是其面臨的嚴峻課題。
一、大學生就業(yè)核心競爭力詮釋
大學生的就業(yè)核心競爭力指大學生在面臨就業(yè)時所擁有的有價值的、獨特的、不易被競爭對手模仿和替代的競爭能力,是相對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yōu)勢,能使大學生戰(zhàn)勝競爭對手找到適合才能發(fā)揮和實現自身價值的適當工作崗位的核心能力,即能創(chuàng)造性地滿足社會和用人單位對人才需求的獨特能力,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特異性。大學生的就業(yè)核心競爭力作為大學生所特有的就業(yè)優(yōu)勢和能力,應該是不同的成長背景、環(huán)境塑造、學校培養(yǎng)模式以及自身先天素質的差異所形成的個性化發(fā)展的產物。就業(yè)核心競爭力的特異性表明,大學生就業(yè)核心能力越突出就越難以效仿,其優(yōu)勢就越明顯、越持久。
2.整合性。大學生的就業(yè)核心競爭力是個體綜合能力的反映,是不同的知識結構、業(yè)務技能、綜合素質的總合,是通過同化、順應、重組等多種方式實現的。大學生核心競爭力的整合程度越高,其就業(yè)競爭力就越強,也就越容易得到用人單位的青睞。
3.過程性。大學生的就業(yè)核心競爭力與其氣質品性、行為模式、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關度,其培育取決于知識、經驗、理念的不斷學習、長期探索和逐步積淀,必須經過一個長期優(yōu)化整合的發(fā)展過程,短期內難以被模仿和復制。過程性保證了擁有就業(yè)核心競爭力的學生在一段時期內相對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yōu)勢。
4.發(fā)展性。大學生的就業(yè)核心競爭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考核內容的變化而變化,呈現出不斷發(fā)展、完善、提高的走勢。因此大學生應該適應現實社會的變化,順應社會發(fā)展潮流,滿足社會的客觀需求,使其就業(yè)核心競爭力處于動態(tài)發(fā)展不斷提升之中,這樣大學生才能在激烈的就業(yè)競爭中保持持久的競爭優(yōu)勢。
雖然人們對于就業(yè)核心競爭力要素的認識有所不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就業(yè)核心競爭力的形成不是諸要素的簡單疊加,而是各要素經過有機的協調整合,并不斷加以培育、發(fā)展,從而形成大學生在面臨市場競爭時獨具特色的優(yōu)勢與能力。因此,要培養(yǎng)大學生就業(yè)核心競爭力識別和確定核心要素是前提。大學生要具備就業(yè)核心競爭力,必須具有一定的就業(yè)優(yōu)勢,有優(yōu)勢才有實力,有實力才有發(fā)展,這種發(fā)展產生于各種要素所形成的合力:專業(yè)理論的積累養(yǎng)成理論能力,廣博知識的拓展表現個人魅力,訓練有素的專業(yè)技能實現職業(yè)能力,全面培養(yǎng)的綜合素質挖掘發(fā)展?jié)摿Γㄈ鐖D1所示)。
二、人才特色是大學生就業(yè)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源泉
高校一旦培育出自身的人才特色,勢必在培育競爭壁壘、搶占市場份額方面發(fā)揮作用,成為大學生就業(yè)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源泉。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jié)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jié)“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wěn)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wěn)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wěn)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fā)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fā)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fā)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fā)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保ㄗⅲ築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wěn)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谀滤垢窭追驎r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wěn)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wěn)定政策上?!保ㄗⅲ篈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wěn)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wěn)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步洕鷮W,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wěn)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保ㄗⅲ篞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wěn)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wěn)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fā)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一、財政活動和財政思想的廣泛存在
分配活動是與人類的生產活動相伴隨的。從原始社會末期開始,便出現了剩余產品的分配問題,也同時產生了財政活動以及支配財政活動的財政思想。這樣,生產關系中的一部分變成了財政關系。財政關系在出現了貨幣、國家之后,逐漸發(fā)展成為各種財政范疇、財政政策與財政理論。
西方最早對財政問題作專題研究的人當數奴隸社會古希臘的思想家色諾分(公元前430—354或355年)。 他在《論希臘雅典聯盟的收入》專論中,第一次提出了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概念,詳細研究了國家財政收入來源和財政支出項目,并對收入和支出進行了分類,還有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增加財政收入的政策主張。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家與科學家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對財政問題的研究也很深入。他認為國家機關、法官、軍隊等開支,都是靠行使國家權力從各盟邦中以繳納和貢賦而征收來的,戰(zhàn)爭是獲得財富的來源之一。亞里士多德還提出了財務的概念,并對財務進行了分類研究。
由此可見,財政活動和財政思想早已廣泛存在。進入封建社會后,財政活動已被國家拓展為眾多的財政范疇,稅收、公債、貨幣發(fā)行、關稅等手段被廣泛應用。思想家們也把注意力集中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有關國家財政活動的觀點和主張。如意大利的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弗拉契斯科。彼得拉爾卡(1304—1374年)、法國的波丁(1530—1596年)等人,都在稅收制度、公債性質、關稅作用等方面,確立了自己的理論成就。
然而,由于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活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中尚未達到建立專門經濟學的發(fā)展水平,國家財政與王室收入沒有分開,生產力落后,產業(yè)單一,商品貨幣關系沒有擴展到主要生產和消費領域,財政學不可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財政學的誕生,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后的事情。
二、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從奠定基礎的15世紀最后30多年的資本主義萌芽算起,到19 世紀初歐美各國先后完成產業(yè)革命為止, 經歷了350年左右的時間。在歷史長河的這一階段,伴隨著資本原始積累、 封建制度滅亡、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產業(yè)革命等一系列社會經濟的變革,經濟思想和經濟理論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和發(fā)展。財政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具備了理論積累及實踐積累等條件,財政學的誕生,已是水到渠成。
在經濟思想發(fā)展史上第一次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理論探討的是重商主義者。重商主義于15世紀末最初出現在貿易量較大的意大利和英國,16—17世紀流行于歐洲大多數國家。15—16世紀的英國,在資本主義生長過程中,對積累貨幣和擴大市場有著強烈的要求。要滿足這種要求,當時最現實的辦法就是擴大出口,以貿易順差達到貨幣積累和擴大海外市場的目的。如何才能做到擴大出口?國家干預是一種較好的政策選擇。英國的斯泰福(1554—1612年)、托馬斯。曼(1571—1641年)等人主張通過國家財政對出口的獎勵政策來實現。這便是重商主義的代表觀點——貿易差額理論與國家干預主張。這種理論和主張雖然強調了國家財政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jié)作用,突出了財政的地位,但它考察的重點只在于流通領域。到了17世紀中葉,當工業(yè)資本的發(fā)展超過商業(yè)資本的時候,這種理論便失去了對經濟的指導意義,特別是國家干預的主張不合時宜,財政的作用和地位不被人們所重視。雖然如此,重商主義的貿易差額論與國家干預主張,連同它在財政支出、稅收原則、國家公債等問題上的研究成果一起,為現代財政學的誕生作了充分的理論積累,也為國家財政實踐活動的發(fā)展拓寬了道路。
為現代財政學奠定科學基礎的第一人,當是英國學者威廉。配第(1623—1687年)。威廉。配第的財政理論貢獻是多方面的。他針對當時英國財政經濟的混亂局面,提出了全局性的理財觀點,認為要從國家的人口、產業(yè)、財富等基本情況出發(fā),推算出財政收入總量,再據以確定財政支出項目和數額,主張縮減非生產性支出,增加生產性支出。他還對稅收原則、具體的稅收制度設計等多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張。他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正確的分析,認為商品的自然價格決定于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認為勞動和土地是一切財富的根源,初步建立了勞動價值理論。配第認為,不管課征到哪種所得或收入上的稅收,其稅負最終都要落到土地和勞動上面,這就在實質上已經觸及到了剩余價值問題,找到了稅收和剩余價值的本質聯系,為財政的分配理論奠定了科學基礎。
繼英國學者的研究之后探討財政收入源泉的經濟學派應數德國的重農學派。布阿吉爾貝爾(1646—1714年)、魁奈(1694—1774年)等人對財政與經濟的關系有著較深刻的認識。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領域并不創(chuàng)造財富,只有農業(yè)生產才是財富的源泉。農業(yè)和畜牧業(yè)是國家的兩個“”,它們完全可以代替秘魯的銀礦。只有農業(yè)發(fā)展了,才有商業(yè)的發(fā)展,才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才有國家財政和國民收入的增加??握J為,只有農業(yè)才能創(chuàng)造出總產量超過生產費用的“純產品”,即剩余價值,而土地所有者是唯一占有純產品的階級。如果國家財政收入短缺,便只能提高地租稅的稅率,對土地所有者課以重稅。
無論是威廉。配第,還是重農學派,他們雖然探究了財政分配的實質和財政收入的源泉,但由于他們理論自身的缺陷,更由于他們對財政地位與作用的認識局限與矛盾,建立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的客觀過程并沒有完成。威廉。配第沒有完全擺脫重商主義理論的影響,錯誤地把苛重的稅收與不公平的稅負歸罪于統治者的“無知”,認為只要減輕和公平稅負,國家財政狀況就可以好轉。重農學派對財政與經濟兩者關系的認識也僅僅局限于農業(yè)生產,不能說明工業(yè)生產、流通領域里的財政分配關系。在經濟學中全面研究和闡述財政分配關系以及財政諸范疇,完成現代財政學理論體系建立過程的是英國學者亞當。斯密(1723—1790年)和他1776年出版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18世紀的英國,已出現從手工生產過渡到機器大生產的趨勢,英國資本主義進入了工業(yè)革命時期。作為新興資產階級在理論上的代言人,亞當。斯密強烈地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要求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他認為,政府的活動不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屬于非生產性勞動。從而,國家的財政支出是社會財富的一種虛費,它嚴重妨礙資本的積累和國民財富的增長。為了從根本上說明國家財政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斯密研究了國民經濟各方面的活動和聯系,探討了財政收支規(guī)模,闡述了國家職能,比較正確地說明了財富的本質和成因,論證了財政是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并認定了生產對分配、經濟對財政的決定作用。斯密還指出了財政分配與國家的本質聯系,把財政看成是國家或政府的活動,把財政支出看作是社會的一種消費,從而把財政確認為是一個與國家相聯系的經濟范疇。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篇“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中,亞當。斯密比較系統地論述了財政收入、財政支出、稅收、公債等財政范疇,提出了稅收原則,規(guī)范了稅收分類,討論了稅收轉嫁,批判了國家公債,分析了財政收入來源和財政支出用途,使第五篇實際上成了財政學理論的專篇。
由此可見,亞當。斯密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不但完成了財政本質、財富源泉、國家、生產、經濟、分配、貿易、消費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制約關系這些財政學基本理論體系的構建工作,而且還完成了收入、支出、稅收、公債等財政范疇的確認工作。同時,斯密還通過他提出的一系列稅收政策、公債政策、關稅政策、支出政策等操作性主張將理論和實踐統一了起來,使得財政學在事實上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至此,現代財政學的誕生,萬事俱備,只等一聲呼喚。
三、財政學名稱的獨立使用
財政學這個新生兒呱呱墮地,即財政學名稱的首先提出或命名,由德國學者搶了頭功。德國舊歷史學派學者卡爾。勞(1792—1870年)在其1826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第一版中,明確提出了財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給這門獨立的經濟學科新分枝冠以財政學名稱。以后在其1828年出版的《國民經濟政策原則》一書中,卡爾。勞再次論及財政學獨立的問題,他把政治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并主張將第三部分命名為財政學。此后他身體力行,于1832年出版了書名為《財政學基本原理》的專著。在這本著作中,卡爾。勞確定了財政學的研究對象,定義了財政學的概念,強調財政學的應用科學性,論述了財政學與政治經濟學、國家經濟政策等范疇之間的聯系和區(qū)別???。勞的許多觀點雖然偏離了亞當。斯密的理論論述, 但他畢竟使財政學脫離了政治經濟學母體,并成為一門自成體系的獨立學科。這里要說明的是,在卡爾。勞之前,也有不少學者論述過要把財政學獨立出來的問題,如格萊弗。蘇登、褚蘇甫、曼斯科、肖恩等人。特別是曼斯科和肖恩,前者在1830年出版了《財政學教科書》,后者于1832年出版了《財政學原理》,但他們都沒有系統完備的理論體系,在學術界的影響也遠不如卡爾。勞,因此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和認可???。勞的《財政學基本原理》出版以后,財政學首先在德國,隨后在歐洲其它各國被確認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并在經濟理論界迅速掀起了一股研究財政學的熱潮。這股熱潮在19 世紀80 年代達到了頂峰, 1883 年出版了瓦格納(1835—1917年)四卷本《財政學》巨著,1888年出版了第一本財政論文集,即列魯阿的《財政科學論文集》。斯泰因(1815—1890年)、謝夫勒(1831—1903年)和瓦格納被譽為19世紀后半葉創(chuàng)建德國財政學黃金時代的三大巨星。
為什么現代財政學的諸多理論范疇和政策實踐在英法等國研究深廣、發(fā)展久遠,而作為獨立學科體現的財政學專著卻在相對落后的德國首先出現?這是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
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現代財政學誕生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建立,商品貨幣關系的不斷發(fā)展,要求國民收入、國家收入、生產經營單位收入以及個人收入徹底分離,并以某種規(guī)則來規(guī)范各收入主體之間的分配關系,處理各收入主體之間的分配矛盾,以利于社會生產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fā)展。這些規(guī)則的不斷完善使國家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不斷發(fā)展,財政實踐活動也不斷豐富和拓展。這是現代財政學產生的經濟實踐條件。另一個是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以來,幾代學人在經濟理論方面的不斷積累和探新,使政治經濟學理論、國家學說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產業(yè)發(fā)展理論等達到了既能聯系統一,又能自成體系的學術高度。這是現代財政學產生的經濟理論條件。
具備了經濟實踐條件和經濟理論條件,并不能產生現代財政學?,F代財政學的誕生,還必須具備第三個條件。這第三個條件是什么?讓我們再深入一步分析。
從15世紀資本原始積累到19世紀末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為止的大約400年時間里, 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一直處于自由競爭的主流狀態(tài),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只存在了一個較短的時期。當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之后,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便成為主宰。這種情況,使得國家財政的職能與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經濟理論界不刻意強調財政的重要性是必然的。在“廉價政府”的背景下,財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建立,顯然缺乏制度的牽引力。德國卻不同。德國在17—19世紀中葉,仍處于邦國的封建割據狀態(tài)在各邦國之內,專制集權是其特征,王室財務與國家財政合二為一,具有典型的封建財政特色。德國早期學者引進英法的重商主義觀點和主張,建立了適合自己國情(經濟落后,政治封閉割據)的官房學派經濟理論,強調的是集中統一。19世紀70年代初,德意志帝國的成立標志著封建邦國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折。當德國剛剛跨入資本主義門檻的時候,西方先進國家早已憑借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將世界瓜分完畢。怎么辦?俾斯麥政府只能依靠國家的力量,即集中財力來扶持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迅速擠進列強的行列。這樣,從封建的集中統一轉換到資本主義的集中統一,中間并沒有經過歐洲其它國家經歷過的自由發(fā)展時期。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使得德國的財政理論具有了獨特的發(fā)展動力。無論是斯泰因的再生產財政學,還是謝夫勒的社會有機體財政學,還是瓦格納的社會政策財政學,都強調了國家在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分配中的主導作用,突出了財政的重要地位,強化了財政的職能。
上述分析表明,財政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只能在要求突出財政的重要地位和加強財政職能與作用的國度里誕生。這就是現代財政學產生的第三個條件,即經濟制度條件。這也同時回答了財政學專著首先在德國出現的原因。
四、現代財政學誕生的不同理論觀點討論
關于現代財政學的誕生問題,學術界研究并不深入,但有一些不同觀點需要加以討論和說明。
第一個問題是現代財政學內涵指什么?一種觀點認為現代財政學就是資本主義財政學,只有資本主義財政的存在,才有資本主義財政學的存在。而資本主義財政是以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為標志的,因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有什么樣的國家,就有什么樣的財政。按照這種觀點,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以資產階級的第一個政權即1640年建立的英國資產階級政權為標志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代財政學是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將相當大一部分國民收入進行集中分配而形成的財政分配關系,理由也是因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關系,國家壟斷時期的財政才體現現代意義。按照這種觀點,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以瓦格納的四卷本《財政學》為標志的。第三種觀點認為,現代財政學就是指財政學,因為資產階級的財政學理論都是庸俗的再生產理論,只有理論才是科學的真理。按照這種觀點,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應以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為標志,《哥達綱領批判》指出了初次分配之前的社會六項扣除,這是財政分配理論的科學基礎。
上述三種觀點和認識都有值得商討的地方。第一種觀點混淆了財政和財政學的界限。不同社會形態(tài)有不同性質的財政,這是毫無疑問的,不同的階級也有不同性質的財政學說,這也是肯定的。但我們討論現代財政學的誕生問題,是要回答財政學是什么時候,以什么為標志,才從政治經濟學中分設獨立出來,而不是討論其性質。顯然,用第一本以財政學命名的經濟著作出現作為誕生標志是合適的。第二種觀點混淆了財政學誕生與財政學發(fā)展的界限。作為誕生,只有一次,而作為發(fā)展,是有許多階段的,可以說財政學在某個階段的發(fā)展達到了成熟階段,或更具現代意義,但無論如何不能以成熟階段代替出生日。第三種觀點混淆了財政的共性和個性,以階級性代替學術性,其錯誤是顯而易見的。此外,第三種觀點還同時混淆了財政學誕生與財政學發(fā)展的界限。
第二個問題是要不要研究財政學的誕生問題。這一研究的學術價值何在?有人認為,能不能只講發(fā)展,不講誕生,因為任何一門學科的發(fā)展都是源遠流長的,很難以什么標志來劃分其存在與不存在。我們認為,這種觀點多少帶有一點學術虛無主義的意味。實際上,講發(fā)展就要講誕生,誕生本身也是一個發(fā)展階段。誕生講不清楚,發(fā)展也自然講不清楚。不能因為其研究的困難性而放棄某種研究。
也有人認為,研究財政學的誕生問題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也許,這種純學術性的研究對現實經濟發(fā)展沒什么幫助。但我們認為,其一,任何一門學科的發(fā)展都建立在其基礎理論之上,基礎理論研究的價值是不以現實經濟效益為衡量標準的。其二,財政學的誕生對于財政理論的發(fā)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事實上,財政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后,使財政理論的研究領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寬。德國財政理論就極大地豐富了現代財政學的內容。它們最早探索了財政理論與憲法、財政業(yè)務活動與財政實質、國家財政與企業(yè)財務、財政中體現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稅收自身的再生產與社會再生產、財政結構與經濟結構、財政政策與社會政策、財政與經濟運行機制、財政與收入的合理分配、財政活動原則、財政支出規(guī)律、財政的生產性等等眾多的理論問題,開創(chuàng)和深化了財政理論研究領域,拓寬了財政實踐活動范圍。所有這些,都是在財政學獨立之前所無法做到的。可以說,現代財政學的誕生是財政理論發(fā)展的一次飛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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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蘇)包德列夫:《資本主義國家財政》, 中國財經出版社, 1986年版。
2、財政學專業(yè)。財政學專業(yè)也是很適合報考公務員的。財政學的主干學科是經濟學,主要課程是學習和經濟有關的各類目知識,意指在于培養(yǎng)學生們德智體全面發(fā)展,形成較好的經濟概念。
3、法學。法學專業(yè)在公務員考試中需求量也是比較大的,有些法學專業(yè)的學生吐槽出來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想要將法學知識打得很牢固,還需要繼續(xù)深造學業(yè)才行。法學專業(yè)的學生要是想找到一份好工作,可以嘗試報考公務員,法學專業(yè)比較適合報考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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