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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文化的意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少數民族節(jié)日 傳播 意義

少數民族的節(jié)日傳播我們大體上可以知道，就是人與人面對面的交流和傳播。著名傳播學者李彬認為，所謂人際傳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一般是指人們相互之間面對面的親身傳播，所以又稱面對面?zhèn)鞑?，人對人傳播。下面我就舉幾個例子來分析少數民族節(jié)日所帶來的一些文化意義。

一.潑水節(jié)

說到潑水節(jié)，腦海里就會浮現出一幕場景，就是人們穿著傣族的服裝，歡聲笑語的互相潑著水。傣族是我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也是中國西南地區(qū)重要的少數民族，一提到傣族，人們就會自然地想到潑水節(jié)。潑水節(jié)實際上就是傣族的新年，它是中國少數民族中最富魅力的民族節(jié)慶活動之一。傣族的新年在傣歷六月，時間大體相當于公歷四月。在這個辭舊迎新的節(jié)日里，傣族人民舉行各種文娛，體育活動慶祝，其中人們相互潑水祝福是一項最富民族特色的活動。因此，“傣歷新年常被稱為潑水節(jié)”。

1. 潑水節(jié)的來源

傣族潑水節(jié)一般要過3-4天，第一天是除夕，中間的1-2天是“空日”，最后一天是元旦。除夕這天，瀾滄江邊的傣族村寨，成千上萬的傣族群眾從四面八方聚集到瀾滄江邊，觀看賽龍船。在除夕和元旦之間的“空日”里，傣族群眾更是身著盛裝，在村頭樹下翩翩起舞，男女青年則到廣場上興致勃勃地玩“丟包”的游戲，尋找自己的意中人。元旦那天，男女老幼沐浴更衣，天剛亮人們就抬著供品到佛寺，每一戶人家都在佛寺旁用沙子堆成四五尺高的沙塔，在上面插上鮮花和彩紙，并在沙塔旁聆聽佛爺誦經。“人們盡情地潑水，互致祝福，共同祈求疾病不生，四季平安”。

關于潑水節(jié)的起源，傣族民間有著很多不同的傳說。其中流傳較廣的一個傳說是這樣的：很久以前，在傣族人民生活的地方，有一個兇惡的魔王，他到處燒殺搶掠，人們對他恨之入骨。他搶了七個傣族姑娘作妻子，第七個妻子善良勇敢，決心要殺死魔王。在探知了國王的保身秘密后，她和六姐妹一起，在魔王熟睡之際，用魔王的頭發(fā)拴住他的脖子，勒下了魔王的頭。但魔王的頭在地上滾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姑娘們情急智生，她們把魔王的頭抱起來，火就熄滅了。就這樣，七個姑娘輪流抱著魔王的頭，每人抱一年，一年一換，從此傣族人們才有了幸福的生活。為懷念這七位姐妹，傣族人民每年潑水，意為她們洗去身上的血跡，祝她們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所以每年都要潑一次水，世代相傳，一直沿襲到現在。

2. 潑水節(jié)的文化意義

傣族群眾認為水是吉祥之物，它能洗去煩惱、帶走疾病災禍、為人們帶來吉祥幸福。在浴佛時，人們不僅把放了香水的水灑向緬寺的佛像，同時，還用小杯子從盛水的桶里舀水出來，每一杯水都先舉過頭頂，然后灑向緬寺里面及外走廊的每根柱子上。這是傣族村寨里每個人都必須親自去做的，因為傣族群眾相信：只有這樣，吉祥的水才能把過去一年里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愉快和不順利的事全部帶走，為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帶來吉祥如意。盡管當代潑水的形式已有所改變：從前潑水僅用青樹枝點灑以示祝福，今天已發(fā)展到用盆或桶裝滿了水來潑；從前人們潑的是河邊或溝邊的水，而今天幾乎家家戶戶都裝上了自來水。但無論潑水的形式有何種改變， 潑水節(jié)的象征意義也沒變，那就是：水是吉祥之物，水能沖走疾病災難帶來健康幸福。

二.火把節(jié)

彝族是火的民族，彝族傳統(tǒng)火把節(jié)歷史悠久。它具有彝族火崇拜的文化意蘊，反映了彝族豐富多彩的文化習俗，具有傳承傳統(tǒng)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促進了文化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還具有促進經濟發(fā)展的功能。彝族火把節(jié)時間一般在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幾天。

1. 火把節(jié)的起源

關于火把節(jié)的起源，有不同的觀點，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點：一則是認為火把節(jié)習俗起源于彝族先民對火的原始崇拜（秋浦《火與火把節(jié)》）；二則認為火把節(jié)實為彝族十月太陽歷的小年節(jié)（楊和森：《楚雄彝族概況》），而十月年則是大年節(jié)；三則認為火把節(jié)與彝族星月歷有關，是通過所觀測到的星相的變化而定的過年日（李世忠、孟之仁，《彝族星回節(jié)源流考》）。實際上，這三種看法的本質都強調了火崇拜的因素及其與年節(jié)的關系，都不約而同地說明了火把節(jié)是通過火崇拜的一系列儀式活動來祭歲、除穢、祈年的。任何事物的出現都是有緣由的，楚雄彝族火把節(jié)也不例外，據說他是由一個故事引發(fā)的，那是一個美麗感人的愛情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楚雄州大姚縣趙家店紅山腳下彝族寨子有個聰明美麗賢惠善良的姑娘諾娜和英俊勇敢的彝族小伙阿查傾心相愛?？梢粋€叫魔哈的陰險狠毒的山官頭人一心妄想霸占山茶般秀美的諾娜為妾。在魔哈的下，英勇的阿查以弱勝強，以精湛的技藝戰(zhàn)勝了險惡的魔哈老爺，魔哈惱羞成怒，便用巫術轟裂了土豬梁子，阿查不幸墮落深淵。后經眾鄉(xiāng)親搭救才脫險。在阿查遇難的時候，諾娜為免遭賤踏，便越懸崖絕壁，離家逃走，尋找阿查，終因氣力耗盡累死在紅山懸崖之下，諾娜的身影永遠顯映在懸崖上，故有“白人崖”之稱。阿查得知這一消息后，痛不欲生，找遍了叢山峻嶺，最后才發(fā)現諾娜留在紅崖上的白色身影。他想跳崖與諾娜同歸。眾鄉(xiāng)親前往勸阻，從崖邊拉回了阿查，并和他一起商量復仇的辦法。次日（六月二十五日），阿查和四山八里的鄉(xiāng)親們高舉著上千火把直奔魔哈家，焚燒了魔哈宮殿，燒死了魔哈，為諾娜報了仇，為眾鄉(xiāng)親解了恨。為了紀念這個難忘的日子，每年六月二十五日這天下午，彝族村寨的人們都要點燃松明火把，用這熊熊燃燒的火把去照耀四壁，燒死蚊蟲，驅邪除惡，以示吉祥幸福、清潔平安。巡游之后，將火把插在田頭地角，村前開闊地帶，男女青年就圍著火把跳起歡快的“左腳”，老人們圍坐火塘，打開醇香的白酒，互相敬酒，互祝吉祥。這古老的習俗一直沿襲至今。

2.火把節(jié)的功能

火把節(jié)是彝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以祭神祭天、祈年豐收、送邪惡為主要風俗內容。在彝區(qū)的各家各戶門前都豎一個火把，當夜幕降臨時，全村男女老少便端著自己準備的瓜果、釀制的米酒匯集廣場，點燃火把，并用松香粉撲撒火把，頓時光焰沖天。

彝族火把節(jié)具有傳承傳統(tǒng)文化的社會教育功能，具有學校教育不可替代的教育實踐活動的意義。他促進了文化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具有經濟功能。在以民族文化為內涵，旅游業(yè)為依托的民族文化產業(yè)化發(fā)展進程中，火把節(jié)在楚雄以文化資源形態(tài)，積極進入旅游業(yè)市場。

通過上面兩個節(jié)日的介紹，我們知道了火把節(jié)和潑水節(jié)這些民族節(jié)日，具有很多文化意義，潑水節(jié)能洗去煩惱、帶走疾病災禍、為人們帶來吉祥幸福?；鸢压?jié)能夠促進教育、經濟的發(fā)展，還能很好的促進旅游事業(yè)，所以我們必須保護好這些文化遺產。（作者單位：云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

參考文獻：

[1] 李彬，傳播學引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少數民族文化的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遼西；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特征；價值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6）06-0072-05

遼西，從人文地理學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倫河以南，醫(yī)巫閭山以西和七老圖山以東的區(qū)域”[1]。從現有的行政區(qū)劃考察，遼西地區(qū)是指遼河平原以西與河北省、接壤的遼寧省西部地區(qū)，共包括錦州、朝陽、阜新、盤錦、葫蘆島五市。因本文研究對象具有較強的區(qū)域文化特質，因此，這里的“遼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學區(qū)域概念。

遼西的歷史文化遺產，具有地域特色凸顯，內涵豐富厚重等特征。這里有標志著物種發(fā)軔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類非凡意義的鴿子洞古人類遺址、標志著萬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遺址、有中華文明曙光之稱的紅山文化遺址。同時，較之遼海文化的其他區(qū)域，這里有著更為鮮明的民族特色，有著數量大、品類多、高價值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遼西的少數民族歷史文化遺產，是漫長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是對區(qū)域文化、社會發(fā)展、人文精神產生重要影響的文化遺存，且有著鮮明的特征和獨特價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遼西少數民族文化遺產所承載的歷史深遠而厚重

在4000年至1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西遼河、大遼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漢族的先民，他們創(chuàng)造的紅山文化奠定了遼西地區(qū)漢文化的底色。在隨后的漫長歷史進程中，遼西成為少數民族異?；钴S的舞臺，他們在這里生存、爭奪、遷徙，在創(chuàng)造本族文化的同時，也不斷地改造著文化板塊的結構和元素，使遼西成為民族融合特征明顯、少數民族特質不斷凸顯的文化區(qū)域。

商周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山戎、東胡是遼西最為活躍的少數民族。山戎包括多個大小不同的部落實體，史稱“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記》卷100，“匈奴列傳”）。公元前7世紀，山戎被齊擊敗潰散，后返回原地，因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東，被稱為東胡，“山戎、東胡實為一族，時代不同，名稱遂異”[2]。東漢、魏晉時期，烏桓、鮮卑兩族自內蒙古草原東北部南下進入遼西地區(qū)。烏桓原為東胡的一部分，史載：“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余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后漢書》卷120，“烏桓傳”）它曾長期臣服于強大的匈奴，居住在大興安嶺南端。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三戰(zhàn)擊潰匈奴后，烏桓擺脫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遷至遼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紀，隨著烏桓的入塞，鮮卑的一支――東部鮮卑也大批南遷至遼西地區(qū)。西晉末年，鮮卑族進入空前活躍和繁盛時期，慕容鮮卑以遼西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權，三燕政權以龍城（今朝陽地區(qū)）為都城或留都經營遼西地區(qū)，前后共計80年，創(chuàng)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隸屬于宇文鮮卑部，公元4世紀分布在西拉木倫河流域，公元5世紀進入遼西腹地，為避高句麗和活動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擾，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東地區(qū)。經過長期的發(fā)展和壯大，耶律阿保機于公元916年在龍化州（今內蒙古赤峰地區(qū)）正式建立契丹政權。后以遼西為中心，以東北為基地，幾度征伐，契丹統(tǒng)治者占領了北部中國，并創(chuàng)造了影響深遠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長白山麓一帶，女真部落，長期為遼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領完顏阿骨打舉兵反遼，并于1117年至1120年間，攻占了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zhèn)）及其腹地，將遼西納入了其統(tǒng)治區(qū)域。至1215年蒙古軍隊占領遼西，女真人統(tǒng)治遼西近100年，進一步改變了該區(qū)域地域文化的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額爾古納河下游的大興安嶺山林地帶。鐵木真統(tǒng)一蒙古諸部落后，四處征伐。1214年，木華黎率蒙古軍隊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遼西地區(qū)。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緣因素，遼西成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區(qū)域，蒙古族人長期與漢、滿、朝鮮、錫伯等民族雜居，不但發(fā)展和豐富著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為遼西地區(qū)留下了諸多高價值的歷史文化遺產。

二、遼西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具有豐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遼西地域文化有著“走廊”和“熔爐”兩個鮮明的特性，它既是聯接東北與中原地區(qū)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遷徙和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諸多民族在此流轉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斷的得到融合。遼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qū)”[3]，也是堪與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嶺走廊相比的重要歷史――民族走廊。起源于遼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東胡、徒河、俞人、庫莫奚、契丹等，在遼西遷徙流轉或長期生存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匈奴、烏桓、鮮卑、吐谷渾、高句麗、粟末H、女真、蒙古、錫伯族等。且諸多民族長期同時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時期，漢、高句麗、契丹、庫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遼西混居。遼金元時期，在遼西雜居的民族有漢、契丹、庫莫奚、女真、高句麗、蒙古等民族。遼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兩個層面上進行，第一個層面是少數民族之間的聚合。在歷史上，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狀態(tài)是血腥的攻略和殘酷的戰(zhàn)爭，只有他們被置于同一政權統(tǒng)治下時，才進入暫時的相對穩(wěn)定期。這時，他們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進行交流。暴力也好，溫和也罷，無論何種方式，充盈其中的總是民族間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個層面是漢族和少數民族間的聚合。在遠古時期，遼西就有了漢文化的積淀，成為漢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開始了少數民族和漢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的驅動下，遼西少數民族與漢族在碰撞中不斷走向融合。在上述環(huán)境下產生并留存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數量多，品類豐富，具有承接歷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內蘊。

遼西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堪稱豐富，主要有以下七類，一是古人類活動遺跡，包括山戎、東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烏桓、鮮卑民族的龍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顯州、廣寧府、乾州、遼上京、遼中京遺址等城址，朝陽西三家遼代村落、喀左南公營子王爺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親王府等遺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遺產，包括北票喇嘛洞鮮卑貴族墓、北票北燕宰相馮素弗夫婦墓、葫蘆島大臥鋪遼金畫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遼代古墓遺址、建平遼墓、醫(yī)巫閭山遼代皇陵墓群、阜新遼名將古墓群、遼代蕭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遼祖州、祖陵遺址等。三是寺廟，包括義縣奉國寺、阜新瑞應寺、普安寺、阜蒙縣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經寺、北票惠寧寺、凌源萬祥寺、赤峰召廟、?；鬯?、寺、龍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陽北塔、南塔、錦州廣濟寺塔、廣勝寺塔、阜新閭州遼塔、東塔山塔、凌峰塔、葫蘆島前衛(wèi)斜塔、大塔、塔子溝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實物，主要有朝陽出土的慕容鮮卑族的金步搖、梯形棺、鴨型玻璃注、七寶塔、龍鳳罐、阜新出土的綠釉雞冠壺、滑石獅、鎏金銅牌飾、白釉黑彩童子燈、鈞釉碗、青花玉壺春瓶、各代的墓志銘等。七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有阜新東蒙短調民歌、蒙古勒津烏力格爾、蒙古勒津婚禮、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來寶、蒙古勒津刺繡、蒙古勒津馬頭琴音樂、瑞應寺廟會、喀左東蒙民間故事、吉祥寺扎布、興城滿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蘇木婚禮、蒙古族勒勒車制作技藝、蒙古族服飾圖案、敖漢傳說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頻繁流徙承繼，民族間不斷融合，遼西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呈現出強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陽的北塔，在政權更替與歷史傳承中實現了佛教與各民族及各民族間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經歷了三燕、北魏、隋、唐、遼五個歷史時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鮮卑修建的和龍宮，北魏在和龍宮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土木結構閣樓式塔――思燕佛圖；隋代在思燕佛圖的基礎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級密檐磚塔；唐代對此塔進行了裝飾和修繕；遼代對北塔進行了兩次重修，使其成為一座有著寬大臺座、須彌座和塔身雕飾復雜的十三級疊澀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僅從結構上，就能領略到多重文化疊加的神韻，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龍、虎、朱雀等圖案的三燕時期的宮殿柱礎石，北魏時期“思燕佛圖”的夯土臺基，隋塔遺跡，唐塔磚砌塔基和遼塔磚砌塔基，五朝遺跡并存一塔，堪稱奇跡。朝陽周邊隋唐時期的魯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滿載行李的駱駝、昂首嘶鳴的戰(zhàn)馬、濃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體現了契丹、庫莫奚、H、漢族文化及異域文化的相互滲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寧城縣的遼中京遺址，是遼鼎盛時期的標志。城市的整體規(guī)劃、街道布局、建筑風格，在吸收漢族城市營建模式的同時，充分考慮了契丹族的傳統(tǒng)居住習俗和草原生活特點，被譽為“契丹族創(chuàng)造性的吸收漢文化的典范之作”[5]。號稱藏傳佛教國廟之一的瑞應寺，具有蒙、漢、藏、滿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陽、赤峰地區(qū)的遼代契丹族古墓眾多，古墓中出土的畫像石是以中國圖案畫為特點的石雕藝術品。這些畫像石采用的是漢族人的雕刻方法，畫像石具備了中國畫的特點，以線條作為主要表現手法，是裝飾畫和線雕、浮雕相結合的產物。畫像石的題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狀態(tài)、思想意識、文化藝術等方面的內容，整體構圖既表達了契丹人的現實生活和精神生活，融進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體現出漢文化對契丹人的影響和浸潤。海棠山摩崖造像，是遼傳佛教文化的重要標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請來和當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構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傳佛教美術與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間藝術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顯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藝及其強烈的民族審美取向”[6]。

三、遼西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的可辨識性特征

遼西諸多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盡管是在文化傳承、民族融合與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卻絲毫無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遺產的獨特文化內涵和精神氣質，它們有著強烈的可辨識性特征。

這些文化遺產，都滲透著各民族所具有的獨特文化內涵和精神氣質，包括價值取向、情感表達、審美情趣等。

三燕鮮卑遺存相對于三燕文化，契丹遺存相對于遼文化，蒙古勒津及藏傳佛教遺存相對于遼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識體和核心價值承載體。創(chuàng)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鮮卑是一個有著開拓、創(chuàng)造精神和藝術特質的民族。他們在公元3-4世紀首創(chuàng)了雙馬鐙，后來通過高句麗人，慕容鮮卑的馬具系統(tǒng)應用到整個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使騎射文化發(fā)生了質的飛越，對騎兵的發(fā)展和戰(zhàn)爭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馮素弗墓出土的兩件木芯包鎏金銅皮的馬鐙以及鐵馬甲等馬具[7]，北票房身北溝八號墓、朝陽袁臺子壁畫墓、朝陽十二臺鄉(xiāng)磚廠一號墓等出土的包括銜鑣、鞍、鐙等主要構件的馬具[8]，就是這一創(chuàng)造的明證。馮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寬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為慕容鮮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漸影響中原，到唐代，在全國流行。朝陽多處鮮卑墓出土的金步搖冠飾，“在雙塔區(qū)他拉皋鎮(zhèn)的木營子鮮卑墓、朝陽縣柳城鄉(xiāng)袁臺子三號墓、王墳山一號墓、西營子鄉(xiāng)田草溝一號墓、北票市章營子鄉(xiāng)房身二號墓、八家子鄉(xiāng)喇嘛洞三燕墓、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搖冠飾”[9]。形制各異，設計精巧，結構繁復，紋飾美輪美奐。此外還有冠飾、金牌飾、金扣、金釵、銀釵、金戒指、指環(huán)、手鐲等飾品。三燕的馬具同樣制作精良，在工藝和裝飾上流行銅鎏金、鏤孔技術，鎏金包片正面多鏨刻各種紋飾，如龜背紋、三肢紋、蟠龍紋、興龍紋、舞龍紋、單鳳紋、對鳳紋、鹿首鳳紋、羊首鳳紋、人首鳳紋等。這些華貴的飾品和馬具體現了慕容鮮卑人的審美追求和藝術特質。鮮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繼者，他們的藝術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風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觀和藝術觀，極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獸。同時，紋飾中龍紋的大量出現，也表明慕容鮮卑的審美觀受到了漢文化的影響。

開放、流動、進取、兼容并蓄，是遼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獷豪放、稚拙樸素，是遼代的重要美學特征。上述種種，在遼西的契丹族文化遺存中都有著強烈的體現。雞冠壺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國陶瓷史上的瑰麗奇葩，雞冠壺的形制和紋樣多次發(fā)生變化，由扁身單孔式，到扁身雙孔式、扁身環(huán)梁式、圓身環(huán)梁式、矮身環(huán)梁式，壺身的紋飾、色彩等多次發(fā)生變化，雞冠壺的產生和演變，是遼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時而動，吸收時代精神與異質文化，充實本民族文化，發(fā)展新文化的進取、開放情懷。契丹人鐘情于綠草、清水、藍天、白云，喜愛各種來自大自然的紋飾，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館的三彩摩羯壺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黃、綠、白三色為主流，多應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來自大自然的紋飾，充分體現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著獨特的審美情趣，如雞冠壺壓印的線條粗獷、跳脫，體現著游牧民族的藝術風格。赤峰、朝陽、阜新等地墓葬遺存的壁畫，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和鮮明的民族特點。早期的遼墓壁畫，如赤峰克什克騰旗二八地遼墓中的《放牧圖》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婁子店遼墓中的《游牧生活圖》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為題材，用筆簡約，線條明快，色彩簡單，格調清新，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調。中、晚期的遼墓壁畫，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中的《宴飲圖》等[11]，多以契丹貴族的宴飲、出行、歸來為題材，在人物和動物造型上更趨寫實和準確，構圖略顯繁復，色彩較之早期更顯鮮艷和絢麗，這既有處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態(tài)的反映，也有漢文化影響的印記。盡管早期和中、晚期題材、風格有異，但在遼墓壁畫中，契丹民族豪放、質樸的美學追求卻貫穿始終。

勇猛善戰(zhàn)、剛毅勁健、崇尚自然、適度內斂，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質。他們的審美觀充滿著雜糅性，即糅合著陽光崇高和寧靜和諧的審美因子，陽光崇高是蒙古族傳統(tǒng)的審美觀和價值觀，經過藏傳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開始趨向寧靜和諧。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傳佛教遺址為核心的遼西地區(qū)蒙古族文化遺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點。遼西的蒙古族，源自多個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發(fā)展最為強勁，他們在狩獵、游牧和農耕生活中，創(chuàng)造了東蒙短調民歌、胡仁烏力格爾、安代、好來寶、民間器樂曲等非物質文化。東蒙短調民歌利用四胡、馬頭琴、揚琴、管、竹笛、笙、九音鑼等樂器伴奏，節(jié)拍鮮明，曲調流暢，旋律風格多樣，或微風拂柳，或萬馬奔騰，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橫生。歌中常出現虎豹、駿馬、雄鷹、羊羔、蒼松翠柏等體現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為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形式，音樂、裝飾、造型均體現出熱情奔放、樸實剛勁、節(jié)奏明快的特點。蒙古勒津民間器樂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闊、遼遠、粗獷、豪放的風格，也有著清邈、肅穆、莊重的宗教韻味。作為蒙古族聚居區(qū)，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內聯東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區(qū)，而被選為藏傳佛教東傳的基地。一時間，阜新廟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應寺是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寺廟，民間有“喇嘛寺（即瑞應寺）有名喇嘛三千六，無名喇嘛賽牛毛”之說，“瑞應寺成為當時東蒙地區(qū)宗教、醫(yī)學、文學、藝術的中心”[12]。瑞應寺所包含的文化體系博大精深，不僅包括習俗、禮儀、典章制度、建筑藝術、造型藝術、唐卡佛畫等外部文化表現，還有語言文字、歷史、哲學、醫(yī)學、邏輯、美術、音樂舞蹈、天文歷法等。如其中的“查瑪舞”、“經箱樂”、“哲理論辯”等傳承至今，成為融合了藏傳佛教文化、蒙古族傳統(tǒng)文化、漢民族文化的寶貴文化遺產。這個文化體系的最高價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實現人生慈悲利眾精神，倡導破除自私欲望，為眾生效勞、謀福，才能成就佛果。這種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懷聯通的是人們的精神世界?？梢哉f，瑞應寺所承載的文化與理念，就是那個時代蒙古族民眾的靈魂主宰和精神歸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族特色濃郁的遼西歷史文化遺產，對于今人及來者，均有著重要的價值，通過挖掘這些文化遺存，以及人們與文化遺存之間的主客體建構，會產生重要的歷史文化認知、藝術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經濟發(fā)展等作用，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能強化人們對遼西歷史文化的認知

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斷地強化對文化遺產價值的認知，認為“文化遺產在讓人們了解自己是誰，來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義等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3]。遼西少數民族文化遺產，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遺跡、遺物和文化承載體，它必然會被打上時代的印記，用一種特殊的方式告訴人們，先人是在什么樣的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下，以什么樣的方式面對生存的困境，應對自然與社會的挑戰(zhàn)，他們是在什么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著歷史，發(fā)展著自身，改變著世界。這些文化遺產所蘊含的豐富信息，與各階段的歷史文獻相互印證，不斷強化人們對遼西歷史文化的認知。

二是豐富時代的藝術世界，提升人們的精神世界

遼西少數民族歷史文化遺產，包含著種類繁多、價值豐厚的藝術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畫、陶瓷藝術、摩崖造像、裝飾、音樂、舞蹈等。通過對上述藝術品的發(fā)掘、保護、展示和藝術性闡釋，會不斷地豐富著時代的藝術世界。除了具有審美、愉悅、欣賞和史料價值外，歷史文化遺產還是民族精神的載體，“歷史文化遺產體現了各個國家和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共同心理結構、意識形態(tài)、生活習俗等特點，從一定意義上說，歷史文化遺產是民族精神和傳統(tǒng)文化的象征”[14]。遼西少數民族文化遺產所承載的民族精神，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提升人們的精神世界有著重要價值。

三是參與文化產業(yè)和旅游業(yè)建構，助推地方經濟發(fā)展

歷史文化遺產是發(fā)展文化產業(yè)和旅游產業(yè)的重要資源，文化遺產保護服務和景區(qū)游覽服務是現代文化產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旅游業(yè)是與文化產業(yè)關聯度較高的行業(yè)。因此，充分保護、整合和開發(fā)遼西的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在發(fā)揮它的游覽、觀光功能的基礎上，通過挖掘它的文化價值，聯通圖書出版、影視制作、文藝表演、旅游商品制銷等產業(yè)，能夠有效地參與地方文化產業(yè)與旅游產業(yè)的建構。同時，上述產業(yè)的繁盛，還會帶動餐飲、交通、旅店業(yè)、娛樂等相關行業(yè)的繁榮，有力助推地方經濟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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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項春松.遼寧昭烏達盟地區(qū)發(fā)現的遼墓繪畫資料》[J].文物，1979，6.

[12]劉國友.阜新通史[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237.

少數民族文化的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少數民族 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 傳承

在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眾多的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收錄其中,充分肯定了少數民族體育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作為人類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存在于各種民俗、節(jié)慶、禮儀、休閑、娛樂之中,存在于傳統(tǒng)體育技術技能實踐之中,它以豐富的活動形式和高超的技巧性、藝術性反映并充實著民族文化的內容,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瑰寶。

1.我國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的傳承分析

少數民族體育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tǒng)文化形式,是民族智慧的結晶。在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少數民族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的少數民族體育項目近占了三分之一。

除了國家公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外,各省市也先后出臺了區(qū)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相應的保護措施。這些舉措讓少數民族傳統(tǒng)體育得到了進一步的保護。但是以目前的力度是不夠的,“華北地區(qū)的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最多,占整個體育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43.6%,西部地區(qū)的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占有率最小,僅僅只18.2%。在我國傳統(tǒng)體育文化豐富的西部地區(qū),只有少數的傳統(tǒng)體育進入國家級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目錄,說明我國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的保護機制建立有待進一步完善與提高”。①

1.1我國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傳承的特點分析

1.1.1言傳身教的傳承方式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依靠代代相傳保留下來,很多體育文化無法以文字方式加以傳授,人們通過模仿、學習等方式,在上下代之間進行各種行為、技能、習俗的傳承活動,從而使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得以延續(xù)。但同時這也制約了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的廣泛傳播,且家族式的單線傳承很容易中斷,易造成技藝失傳,不利于保護和發(fā)展。

1.1.2傳承土壤具有獨特性

文化土壤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根基,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繁衍提供基因和養(yǎng)分。各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都是在其獨特的文化土壤中發(fā)生、發(fā)展、演變和創(chuàng)新的。如,土家族的“擺手舞”、瑤族的銅鼓舞等,均帶有明顯的地域和民族色彩。每一個民族都因其所處的文化傳承土壤不同而保持著獨特的生產、生活和情感表達方式,而擁有獨特的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

1.1.3傳承形態(tài)生動鮮活

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的傳承活動隸屬于人類行為活動范疇,一般都不脫離地域、民族特殊的生產、生活方式,以生動鮮活的形態(tài)代代傳承。我們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種活態(tài)的表現,可以了解過去人們的生產生活習慣,行為特征,以及思想觀念等信息。非物質體育文化是民族個性、民族審美習慣的生動鮮活的顯現,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聲音、形象和技藝為表現手段,以生動鮮活的形態(tài)傳承,并使文化鏈得以延續(xù),成為歷史的一種活態(tài)見證。

1.2我國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傳承中存在的問題

1.2.1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還停留在靜態(tài)保護階段

我國現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主要是通過建立分級體系,命名制度、經費保障制度、代表作申報制度、獎勵制度等措施來進行,這些保護措施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確認、立檔、收藏、研究等靜態(tài)保護的要求,但無法滿足非物質文化遺產發(fā)展和活態(tài)保護的需要。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除了要遵循“非遺”保護的總體原則外,更需要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傳承方式,使之在民眾生活中得以延伸或維系。而靜態(tài)保護只能保存少數民族傳統(tǒng)體育的“形”,而不能保護其“靈”,無法發(fā)揮其蘊含的文化內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價值觀等抽象的東西。

1.2.2傳承人瀕危現象突出

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言傳身教的特征使得傳承人成為項目保護與發(fā)展的關鍵。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傳承人難以憑借某種傳統(tǒng)體育技能維持基本生存條件,且傳承人的基本權益尚未得到保障,傳承活動缺乏足夠的外部環(huán)境(如財政、技術、法律等)支撐,同時那些身懷絕技的民間藝人門庭冷落,且大多年歲已高,如不及時傳承,則會使這些“絕技”隨著他們的去世而失傳,甚至滅絕。

1.2.3民族傳統(tǒng)體育法制不健全

法律法規(guī)是保障社會秩序良性運行的基礎,也是少數民族體育文化保護的基礎。②目前,國家在具體法律法規(guī)方面并沒有正式的少數民族體育專門法律條例,也沒有專門的保護和開發(fā)少數民族體育文化資源的法規(guī)文件,地方政府也缺乏具體的法規(guī)政策。法律法規(guī)不健全,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社會力量,不能規(guī)范、約束主體的行為,使其保護與傳承處于一個“無法可依”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必將阻礙我們對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的挖掘、整理、創(chuàng)新與運用。

2.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的傳承對策

在文化、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部分少數民族民族體育文化正在受到沖擊,一些文化特性正在消失,有些原生態(tài)民俗體育文化甚至正在走向消亡,離我們的時代而遠去。在目前這種狀況和形勢下,利用國家實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程,加快對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的保護和開發(fā)刻不容緩,且意義重大。

2.1關注少數民族體育傳承人的培養(yǎng)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僅僅是一種物質形態(tài)“保存”,更體現為對那些作為傳承載體的傳承人的活態(tài)的保存。③對傳承人的培養(yǎng)是關系到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持續(xù)發(fā)展下去的主要因素。我們應高度重視傳承人在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保護中的價值和地位,把傳承人的保護作為整個保護工作的重點和中心來抓;通過采取法律、技術、行政、財政等措施,建立傳承人保障制度,提供相應的生活和社會待遇,為其產品開發(fā)、技能展示、帶徒授業(yè)等創(chuàng)造條件,以促進少數民族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的傳承。

2.2將少數民族體育納入全民健身運動中

全民健身是我國大眾體育發(fā)展的根本方向,是我國體育事業(yè)發(fā)展的基本國策,只有將少數民族傳統(tǒng)體育納入全民健身運動中,少數民族傳統(tǒng)體育才可能獲得最大化發(fā)展。只有把一些具有顯著健身和娛樂價值的傳統(tǒng)體育項目,通過“去粗取精”而成為集養(yǎng)生、健身、娛樂為一體的健身活動,推廣到人們日常生活中,實現“保護”與“實用”的有機結合,才能使少數民族體育得到最好的傳承和發(fā)展。

2.3將少數民族體育同區(qū)域旅游結合起來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旅游成為人“發(fā)展需要”的必然選擇。自然景觀、民俗風情、體育活動形式共同構成了少數民族體育,而不同的自然景觀、民俗風情正是不同群體在選擇旅游時要考慮的主要因素。把少數民族體育納入區(qū)域旅游資源開發(fā),可實現旅游業(yè)發(fā)展與民族體育保護“雙贏”,如內蒙古的“那達慕”、傣族的潑水節(jié)等。這種傳統(tǒng)體育項目與旅游資源開發(fā)的有機結合,對挖掘、保護和發(fā)展少數民族傳統(tǒng)體育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注釋:

①李杉.論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保護[J].體育文化導刊,2009.4:96-98.

②馬輝,方征.少數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探源[J].寧夏大學學報,2004,(6):107-115.

③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保護及法律制度.中國人大網npc.省略.

參考文獻:

[1]李杉.論非物質體育文化遺產保護[J].體育文化導刊,2009.

[2]馬輝,方征.少數民族傳統(tǒng)體育文化探源[J].寧夏大學學報,2004,(6).

少數民族文化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少教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西部大開發(fā)；法律保護

中圖分類號：D922.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631(2010)05-0066-02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約占全國人口的8.41％，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qū)，西部地區(qū)少數民族人口約占我國少數民族總人口的75％。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我國各民族創(chuàng)造了各具特色、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交融，增強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不斷豐富和發(fā)展著中華文化的內涵，提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和向心力。因此，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問題對于增進民族團結。實現我國的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促進西部地區(qū)的經濟、社會、文化協調發(fā)展來說意義重大。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72年通過的《世界遺產公約》中將世界遺產界定為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兩大類。后來文化遺產的概念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又分為物質文化遺產(文物、建筑群、遺址)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界定，根據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所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體系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方面：(1)口頭傳統(tǒng)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實踐、儀式、節(jié)慶活動；(4洧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tǒng)手工藝。

我國自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2005年由國務院辦公斤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的附件1《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界定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tǒng)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tǒng)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辈⒎俏镔|文化遺產的范圍界定為：1、口頭傳統(tǒng)，包括作為文化載體的語盲；2、傳統(tǒng)表演藝術；3、民俗活動、禮儀、節(jié)慶；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tǒng)知識和實踐：5、傳統(tǒng)手工藝技能；6、與上述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此界定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界定大致相同，并無本質區(qū)別。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相比，具有活態(tài)傳承性、非物質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性。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的難度上要大大超過物質文化遺產。

1.活態(tài)傳承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要依靠傳承人的口傳授和言傳身教。雖然物質文化遺產也具有傳承性，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更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在傳承過程中的活態(tài)性，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繼承與傳播過程中會與當地的歷史、文化和民族特色進行相互融合，從而發(fā)生變異，另一方面就是傳承人的作用，傳承人掌握并承載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和精湛技藝，他們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活的寶庫，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代相傳的代表性人物。

2.非物質性。這是相對于物質文化遺產的而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抽象的文化思維，它存在于人們的觀念之中，所以從本質意義上講，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無形的，不像物質文化遺產那樣是有形可感的物質。因此。所謂非物質性。并不是與物質絕緣，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質形態(tài)存在的精神領域的創(chuàng)造活動及其結晶。

3.民族性和地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一定的民族、地域有密切的關系，非物質文化遺產產生與發(fā)展與各個民族在不同地域的獨特生活方式、民族文化傳統(tǒng)、民族心理、民族風俗習慣有關，充分體現了各個民族的個性和民族審美習慣。

二、西部大開發(fā)中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保護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的應有之義與重要內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文化多樣性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益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各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反映了特定歷史地域和不同民族的特點，其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固有財富。加強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能夠展示中國人文傳統(tǒng)的豐富性，有利于增進民族團結，也有利于促進中華文明的繁榮與共同發(fā)展。

我國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保護日漸重視，截至2009年6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有云南麗江古城和布達拉宮。被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的有四川黃龍、九寨溝和云南“三江并流”自然景觀，被列入世界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有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和蒙古族長調民歌。2006年5月20日，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的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計518項，其中少數民族項目165項。約占全部項目的31.9％。2008年6月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共計510項，其中少數民族項目248項，占全部項目的48.6％。至此，我國55個少數民族都有項目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但在現代化與城市化的沖擊之下，我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仍然不容樂觀。

一方面，西部大開發(fā)中。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經濟迅速發(fā)展，但隨著城市化，工業(yè)化進程的加快，現在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都發(fā)生了變化，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發(fā)展的大環(huán)境遭到破壞，很多少數民族民間傳統(tǒng)手工藝瀕臨滅絕。例如，據資料記載，貴州民間產漆器的地區(qū)清末至解放前泛指畢節(jié)、大方、德江等10地?，F在僅大方縣還保持有漆器生產，與原來生產的地域相比貴州省蠶桑技術的保存只占加％，不僅如此，原在威寧等5個縣分布均勻的民間開采銅礦技術現在全部消失，此外，桐梓的井鹽、毛氈，遵義的油綢，仁懷的沙酒，赤水的竹篦和先炳生鐵鋤，思南的絲線，安順的皮革器和牛皮毯，雷山的石印，黎平的樹皮布，安龍的龍溪硯，銅仁的葛布和麻布，興義的三清鐮刀等都幾乎已消失。還有沿河的土家族樂器，盤縣的雕版印刷，貴陽的雄精雕等。貴州省博物館傳統(tǒng)工藝課題研究組最近初步調查統(tǒng)計，貴州傳統(tǒng)工藝瀕臨失傳的項目占15.6％。已知失傳的項目約占5.6％。

另一方面，由于外來文化、主流文化的沖擊，很多年輕人對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缺乏興趣，使得很多口傳心授方式傳承的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出現“人在技藝在，人走技藝失”的現象。例如，流傳于寧夏賀蘭縣的以秦腔和道情為主的皮影戲。有自己獨特的演出風

格，但因為現代化媒體及娛樂方式的沖擊，現在僅僅只是一些老年人身藏的技藝，很難再看到。面臨相同境遇的還有寧夏涇源縣的回族踏腳舞，回族踏腳舞是從西域傳人中國的一種回族攻防武術。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現在同樣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局面。

三、西部大開發(fā)中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建議

1.制定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基本法。我國目前涉及到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法規(guī)有《著作權法》、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頒發(fā)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及2005年12月國務院頒發(fā)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還有一些地方性法規(guī)，如2000年云南省的《云南省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保護條例》、2005年廣西的《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保護條例》、2006年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以及2008年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等，此外，還有部分民族自治州、自治縣也出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北川羌族自治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等，這些地方性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全國性立法缺失的不足。但現有的立法主要是行政法規(guī)和地方性法規(guī)，立法層次偏低，不利于我國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且各省立法各有特色，有的省側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有的省側重于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我國少數民族分布的特點是大雜居小聚居，對一些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或申報時往往需要各省或各地區(qū)的合作。因此在實踐中容易發(fā)生沖突，也需要一部上位法來進行統(tǒng)一協調。

2.明確在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政府責任。同時鼓勵民間組織參與保護。因為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屬于公益性項目，因此不論是聯合國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還是國務院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都明確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政府的責任，但僅僅只依靠政府是不夠的，尤其在目前西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相對落后，少數民族又多分布在偏遠地區(qū)。各地政府經費投入不足而很多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瀕l臨滅絕，迫切需要保護的情形下，應當鼓勵民間力量的介入，并對在保護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做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行政獎勵。例如寧夏民營企業(yè)建成了“中華回鄉(xiāng)文化園”和“吳忠民俗展示館”等項目，采用市場運作的規(guī)則保護與發(fā)掘回族傳統(tǒng)文化，取得了良好效果。

3.完善少數民族非物質遺產傳承制度，加大對傳承人的鼓勵和保護制度。首先，要完善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認定制度。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由特定群體共同創(chuàng)造完成，超越了個人智力成果的范圍。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主體的確認便成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問題。實踐中。近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中。同一項遺產在同一族源中或家族支系中產生的矛盾和糾紛現象不斷增加，有的因家庭成員意見不一致，而造成申報失敗或遺產流失。其次，要對代表性傳承人的權利、義務以及經費資助辦法等做出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寧夏靈武市郝家橋鎮(zhèn)崔渠口村四隊的馬氏口弦被命名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示范點后，其代表傳承人馬蘭花老人已經成立了口弦表演小組，但是經費欠缺依然是困擾其發(fā)展傳承的一大問題，且由于家族式傳承的方式因受眾面狹窄，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縛了傳承。而“穆斯林八卦太極拳”創(chuàng)始人于志祥，改變了過去回族武術秘不外傳的做法，于1982年把自己全部武術技藝貢獻出來并匯編成書；“湯瓶功”第6代傳人楊華祥，傾心編寫了《中國湯瓶功》等論著。還在銀川市建立了伊斯蘭湯瓶功傳授中心，對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起到了良好作用。

少數民族文化的意義范文第5篇

仡佬族現有人口43.7萬人，主要聚居在貴州省西北部及西部地區(qū)的遵義、仁懷、安順、鎮(zhèn)寧等市縣，少數分布在廣西、云南等地。仡佬族人生活的地區(qū)，大多數在云貴高原向四川盆地過渡的斜坡地帶，那里地形復雜，氣候潮濕。仡佬族人的經濟生活以農業(yè)為主，山地種植玉米，平地種植水稻，因此，這兩種作物是仡佬族人最主要的糧食。

仡佬族日常主食為苞谷，平壩地區(qū)以稻米為主食，其次是小麥、蕎子、紅稗、小米、高粱等，平時喜吃酸辣食物和糯食，為了祛潮取暖，每餐都少不了一鍋辣椒湯，辣椒有多種吃法，如辣椒粥、霉豆腐辣椒、豆辣椒等。他們把玉米粒磨成細細的面粉，儲備起來，吃時上屜蒸熟，然后攤開弄碎，灑上水，再反復蒸兩次，使玉米粉松軟香熟可口。

仡佬族副食中，極有特色的是辣椒骨。仡佬族在殺了豬之后，將豬肉熏制成臘肉，將豬骨頭加雞肉，攙進大量辣椒粉舂碎，拌入燒酒、花椒和鹽巴，放進壇內密封，過半個月后就成為又香又辣的辣椒骨。吃苞谷蒸粉時離不開它。

仡佬族人喜歡飲酒，他們把玉米釀成酒，在天熱時作為清涼飲料。喝玉米酒，吃玉米粉，佐以辣椒骨，是勞動之余最好的享受；還喜歡食狗肉，但祭祖忌用狗肉，祖宗神位前的桌臺上也禁放狗肉。

每年春節(jié)，仡佬人要祭奉祖先，屆時要用幾升米蒸成一個大粑粑，3天之內，是絕對不準動這個大粑粑的。3天后，即正月初三，才能食用它。有的地區(qū)祭祖時，還要做幾個小粑粑放在大粑粑周圍，作為陪襯。黔西一帶的仡佬人還在大粑粑上插豆豉葉(即扁竹葉)，表示紀念祖先開荒劈草、插草為標的業(yè)績。

農歷六月初二，是仡佬族的“吃蟲節(jié)”。這一天，家家飯桌上都擺著幾盤別有風味的菜――油炸蝗蟲、腌酸螞蚱、甜炒蝶蛹、燒炒蚜米泥鰍等。

每年農歷十月初一，是仡佬族祭“牛王”的日子。仡佬族愛護耕牛，將牛視為恩人。有“仡家一頭牛，性命在里頭”的說法。“牛王節(jié)”這天，所有耕牛都要放1天假，不再做工。這天，要給耕牛吃最好的飼料，并買肉殺雞，做粑粑，備米酒，為牛披紅掛彩，并在牛角上掛上做好的粑粑，然后把牛牽到池塘或水田邊，讓牛從水中見到自己的倒影，邊吃粑粑，邊作自我欣賞，為牛作壽。給牛作完壽，全家人才圍坐桌前，飲酒吃肉，以示慶賀。

仡佬人十分崇敬自己的祖先。他們除了在家中奉祀祖先，在春節(jié)祭祖外，每年全寨人還要舉行悼念祖先的儀式――敬拜神樹，這起源于仡佬族古老的自然崇拜。敬拜神樹的時間各地不同，一般選擇在農歷三月六、六月六，或八月十五。

過節(jié)這天，各家各戶首先要自備米酒、肥豬肉、鮮魚、糯米飯等等，作為“拜樹”的供品，另外還要準備紅紙、鞭炮，然后全家老少到村子里集合編組，以組為單位上山拜樹。拜樹由近而遠，先山下后山上。見樹先放鞭炮，然后選擇有代表性的古樹或粗壯樹朝拜。

拜神樹時，全寨停工1天。祭祀儀式持續(xù)1天，到結束時已近黃昏。大家席地而坐，各家自帶酒相互敬飲。吃過后，要將剩下的酒菜平分成若干份，各自帶回家與家人同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