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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刑事訴訟法自創(chuàng)制實施以來，在追究、懲罰以及控制犯罪方面發(fā)揮了極大的作用。而社會的全面發(fā)展帶來了觀念的重大變化，我們需要對既有的、似是而非的刑事訴訟觀念重新進行審視，對刑事訴訟法的職能、任務、本質和證據采信原則等再行考量。而今，人權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和重視，對人的關愛，對人的尊重和保護應該在刑事訴訟立法及其司法實踐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并有相應制度保障。本文試從四個方面論述刑事訴訟立法應當具備文關懷的特質，以期能為我國司法文明法治民主、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建設起到一些推動作用。

一、平衡控訴、辯護和審判三項職能，創(chuàng)設實現社會正義的法律秩序

秩序意指在自然進程和社會進程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連續(xù)性，它關涉社會生活形式；正義則強調公正性、共同福利及社會審美要求，追求安全、平等、自由等價值實現?！罢x所關注的卻是法律規(guī)范與制度安排的內容，它們對人類的影響以及它們在人類幸福與文明建設中的價值。”①“一個旨在實現正義的法律制度，會試圖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創(chuàng)設一種切實可行的綜合體和諧和體?！雹陧樦@一思路，我們不難理解，法律秩序乃屬手段層面，社會正義則是目的范疇，“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懲罰與壓制，而是為人類共處和滿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規(guī)范安排。使用強制制裁的需要越少，法律也就更好地實現了其鞏固社會和平與和諧的目的?！雹?/p>

刑事訴訟法作為法律制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只要在有組織社會中存在較多的犯罪行為和犯罪者，其動作功效的必要性就顯而易見，它的各項職能的平衡與否則對社會生活產生較大的影響。在過去較長的時期內，我們所理解的刑事訴訟法的職能主要是實行專政的工具，或僅僅是專政的工具。**年制定的刑事訴訟法開篇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馬列主義思想為指針，以憲法為根據，結合我國各族人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經驗和打擊敵人、保護人民的實際需要制定?！雹苓@使得我國司法機關所開展的刑事司法活動完全圍繞專政來進行，中心工作便是打擊犯罪和懲罰犯罪。這也成為司法機關工作的基本定式。**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在指導思想上作了調整，“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⑤此中，既強調了該法作為專政工具的屬性，又突出了它的程序法屬性，即必須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這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既然作為程序法，它的職能就不僅僅再是為追求打擊犯罪和懲罰犯罪而進行控訴和審判，其包括的職能應是三項：控訴、辯護和審判。

新的刑事訴訟法為這三項職能的平衡實現提供了重要保證，它也是我國司法文明的一個重要成果和表現。然而，司法實踐中，我們很難從過去的專政定式中擺脫出來，仍然漠視其中的一些重要職能，過分地強調另一些職能，導致訴訟法律關系的傾斜。這種傾斜的訴訟關系一般只強調控訴方的利益，漠視辯護方的利益。也就是說，這是由專政方主導的訴訟關系。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活動中漠視辯護方利益的傾向是較為明顯和突出的，刑事案件辯護率較低的現象應該是前述傾向的直接表現。它不僅反應在審判階段，當然這是較為顯見的一個階段，被告人委托辯護律師較為困難，或辯護意見難以得到法庭的關注。同時，在偵察階段和檢查起訴過程中，刑事訴訟法職能的偏差更為突出，只不過那是隱性偏差而已。而此種隱性偏差比顯性偏差所造成的危害及對被告人直接損害可能更為嚴重。刑訊逼供的幽靈揮之不去，司法文明前進的步伐當然就要受到羈絆。這不是我們所追求的，更與時代潮流相悖。因此，強調控訴，辯護和審判三項職能的平衡是勢所必然，刑事訴訟法專政職能的唯一性應該予以改變。美國學者博登海默曾對社會的各種控制力量進行分析，并得出這樣的結論：“只有那些以某種具體的和妥協的方式將剛性與靈活性完美結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偉大的法律制度，在這些法律制度的原則、具體制度和技術中，它們把穩(wěn)定連續(xù)性的優(yōu)長同發(fā)展變化的利益聯系起來，從而獲得了一種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長期存在和避免災難的能力。要實現這一創(chuàng)造性的結合……要求立法者具有政治家的敏銳，具有傳統(tǒng)意識以及對未來之趨勢和需要的明見，還要求對未來的法官和律師進行訓練；……同時還不能忽視社會政策和正義的要求。只有在法律文化經歷數個世紀緩慢而艱難的發(fā)展以后，法律制度才能具備這些特征，并使其得到發(fā)展?！雹捱@一結論性意見意味深長，對當代中國的刑事司法現狀猶有警醒意義。

二、強調懲罰犯罪、保證無罪者不受追究和教育公民遵守法制三項任務并重，追求司法效能的最大化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地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以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維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順利進行”。⑦概括來說，就是三項任務：其一，準確及時懲罰犯罪；其二，保證無罪者不受追究；其三，教育公民遵守法制。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就上述任務在完成方面差距較大。其中，懲罰犯罪的任務被強化了，而另兩項任務被弱化了，可謂是兩頭小中間大。即便如此，懲罰任務在實踐方面也打了折扣，因為很多情形下我們并沒有很好地達到懲罰的目的。例如震驚全國的石家莊爆炸案就很能說明問題。該案犯罪人于此前因犯他罪在監(jiān)獄服刑10年，出獄不久便容到云南作案殺死二人，隨后潛回石家莊制造了死亡108人的血案。就此我們不禁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10年的監(jiān)禁懲罰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達到了怎樣的效果？所以，一個很突出的問題便暴露出來了，事前的犯罪預防和事后的改造教育被淡化了。這樣做的結果如何呢？對犯罪一味地打擊、懲罰并不能真正減少或杜絕犯罪，還可能適得其反。“預防犯罪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艱難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的基本原則：教育不于科目繁多而無成果，而在于選擇上的準確，當偶然性和隨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靈提供道德現象和物理現象的摹本時，教育起著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過感情捷徑，把年輕的心靈引向道德。為了防止他們誤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無可辯駁性，而不是提供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來的只是虛假和暫時的服從?！雹辔覀儜搾仐壏墙逃塘P觀和刑罰目的觀，這種拋棄不是口頭或形式的，而是真正意義的。聯邦德國每年以國民經濟生產總值20%用于預防犯罪的做法值得借鑒?！盀E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⑨

而德國著名的刑法學家李斯特在其《刑法的目的和觀念》一書中就主張，刑法及刑事訴訟活動必須以防衛(wèi)社會、預防再犯、維護社會秩序為目的。他認為，刑罰不應該是對罪犯的報應，而是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無法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雹?/p>

三、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追求社會效率和保障個人人權三項本質同等重要，體現人本思想

長期以來，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和司法指導思想是國家本位主義。這一思想有其一定的歷史源淵，也有其現時的必要性。國家壟斷刑事司法權是一定歷史條件和國家本質的要求。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權觀念深入人心，刑事訴訟法的國家本位思想越來越顯現出固有的缺陷。由于一味地強調國家安全和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往往會造成社會效益和效率以及人權保障的缺失。實現國家利益不惜犧牲巨大的社會效益和人權代價，這便大大背離了現代國家的目的。國家實現政治統(tǒng)治和建立良好而穩(wěn)定秩序，必須最終能體現在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加；社會保障條件的完善，必須體現在社會全體成員個人價值、個人自由、個人安全的充分實現，個人需要的極大滿足，個人尊嚴的維護，以及全社會人道精神的實現。刑事訴訟的過程當然應以此主宗旨。那種只強調或一味追求國家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便有悖時代精神和歷史發(fā)展的方向，我們再不能為了國家利益的實現而不擇手段。而在今天，為什么還會出現一些群眾含冤告狀的現象，為什么一些偵查機關還專門在夜間訊問犯罪嫌疑人，為什么一些超期羈押的現象還遲遲解決不了？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我們對刑事訴訟法本質的重新界定。那么刑事訴訟法的本質應是什么呢？它應同時包括三方面的內容：維護國家的安全穩(wěn)定，實現國家利益；維護社會利益，追求社會效率；保障個人人權，維護社會公正。

于此，我們應推動訴訟法價值的轉型，即由一元論而為三元論，不能再把刑事訴訟法僅僅認為是實現專政的工具。它當然具有工具的價值，這也是極其重要的方面。而除此之外，還應實現另外兩種價值：其一，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刑事訴訟法要能夠保證在刑事訴訟活動中體現出民主、進步、文明、法治的精神，使之成為高度的法治水平的標志。刑事訴訟活動始終能滲透著民主思想，其本身就是傳播民主思想，追求社會進步，推動社會文明水平提高的活動。訴訟活動的一切參加者置身其中，都能深深感知其民主文明的精神和氛圍。其二，刑事訴訟法的社會價值。刑事訴訟法保證每一訴訟案件及其每一階段的處理都能夠是高效、正確、準確和及時的，必須有效地力避人們?yōu)樯暝┒鏍睿诹b押，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力避人民群眾為司法腐敗而怨聲載道的現象；力求維護司法公正體制和司法機關的權威，確保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解決糾紛中至上性作用的發(fā)揮。

四、拋棄客觀真實，樹立法律真實的證據采信觀念，禁止非法取證，貫徹疑罪從無的原則，體現尊重人權

我國刑事訴訟司法實踐中一直是本著客觀真實的原則，所以如此，是基于刑事訴訟法第42條的規(guī)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證據的形式為7種：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驗檢查筆錄；視聽資料?！耙陨献C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雹洗酥小罢鎸嵡闆r”和“查證屬實”顯然是極有份量地兩個詞，其實問題也正在這里?！罢鎸嵡闆r”需要“查證屬實”這一法律規(guī)定當然成了司法實踐中采信證據的至高無上的信條，從而導致形而上學的證據制度的出現。

刑事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司法機關一味地追求客觀真實，卻忽略了重要的兩點：其一，每一訴訟活動的進行都不是無限制的，而是有一定時間條件的，司法機關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結案。案件卻是過去發(fā)生且不能重復的事情，在有限的時間內弄清過去的事件的點點滴滴，的確存在著時間和技術方面的障礙，正如一只打碎了的杯子，我們是不可能使之回復到完好的原始狀態(tài)。刑事案件中的真實有如打碎了的杯子，要做到百分之百地查證屬實是不可想象的。其實一切案件的處理過程中所認的“事實”都是推論的結果，而還有一些事實連推論的可能都沒有，更不可能做到查證屬實。其二，訴訟活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不是任何人、任何條件下都可以從事的活動，它要求有特殊的人員、特殊素質、特殊的程序，在特殊的條件限制下才能開展。所以，不同的人員，即使是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員在進行證據的調查、搜集、認證、取舒、采信中，難免因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出現不同的證明效果和不同的司法結論。而另一方面卻要求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做到這些，這使得司法機關處理一些案件時左右為難。比如，懷疑某人犯罪，又無足夠證據作為立案依據，那么，立案還是不立案？此時的做法一般是既不說立案，也不說不立案，只是對所謂的“犯罪嫌疑人”實施長期羈押，或以刑訊逼供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立案依據。這樣司法機關工作效率便非常低下，也不可能不犯錯誤。

要解決長期困據司法機關的這些問題，必須拋棄證據制度的客觀真實觀念，樹立法律真實觀念。證據制度法律真實的基本內涵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即能夠證明主要的犯罪或違法事實的證據是確實充分的，如殺人案中的殺人者被確證無疑。而次要事實不必要求充分，如殺人案中的殺人者如何殺的人，諸如手段、工具等細節(jié)問題允許有個別不清楚的地方。但同時不能冤枉一個無辜者，必須排除一切合理地懷疑，保證沒有任何新的證據使得主要事實能受到絲毫動搖或懷疑，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釋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其他解釋余地的，則決不能立案，只有等待新的證據出現。

20*年5月26日，在全國檢察機關第三次公訴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邱學義強調，檢察機關要堅持以證據為本，加強對證據的審查判斷，貫徹“疑罪從無”的原則，凡是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詞證據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依法堅決予以排除。所以如此強調，是尊重人權的體現，也是我國刑事審判從傳統(tǒng)思維向現代司法審判標準轉變的體現。疑罪從無是目前國際通行的審判原則，如果證據不足，不能證明或認定被告人有罪，就應該推定被告人無罪，盡可能少出冤案。以往的司法實踐中，“疑罪從有”或“疑罪從輕”的現象時有發(fā)生，即使證據并不確鑿、充分，但司法機關仍定其有罪。比如，“命案必破”，這僅是一種理想，現有科技手段并不能實現，警方不能為了“破案”而違背法律原則過分強調“破案率”，這樣會使執(zhí)法機關忽略對犯罪人權利的保障。

疑罪從無原則的貫徹實施，也意味著對我國司法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偵查機關不能“重口供、輕證據”，證據鏈必須扎實有效；其次，要求檢察機關加大對偵查機關的法律監(jiān)督；第三，要求法院在審理過程中，有罪定罪，無罪放人，而不能“疑罪從有”或“疑罪從輕”。如此，既要疑罪從無，排除非法證據，又要做到盡量不放過任何一個不法分子。實際上，這是在考量我國的司法質量和人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