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財政風險法律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財政安全

怎么樣的財政才是合理的安全的財政呢？

筆者在翻閱了有關的資料后得出這樣的結論：

首先，如果政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是可持續(xù)的，換言之就是沒有財政危機；其次，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能夠通過發(fā)行國債為財政赤字融資，則政府依然可以是可持續(xù)的。最后，如果在經濟中存在這樣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平衡狀態(tài)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使財政恢復或趨于恢復平衡，則政府的財政狀態(tài)仍可定義為穩(wěn)定可持續(xù)的。

能夠做到上述三點的政府的財政才使健康的財政，那么中國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呢？

財政風險

在中國，就目前看來，政府正在試圖通過發(fā)行國債為財政赤字融資，以達到財政危機的解決。因此，國債構成了政府財政赤字的組成部分。但，應當指出的是，國債并沒有充分反映政府的實際負債規(guī)模和財政風險水平。

這是因為，一般來說，政府債務分為四大類型，不單有國債這樣的顯性直接負債，還有隱性直接負債，顯性或有負債，隱性或有負債。平時關注的債務是第一類，顯性的直接債務，其他三部分基本不大關注，也沒有列入政府的正式財政報告里。中國政府實際負債規(guī)模大于公布的國債數。

第一、糧食經營虧損掛賬。從國家權威機構獲得的數據表明，由于糧食過剩，國家財政用于糧食保管費用、利息和價差虧損補貼（移庫、陳化糧拋售、軍供）等方面的支出不斷上升，負擔沉重。

目前，中國糧食的虧損掛賬數額非常龐大，如果不加快改革將會對財政構成非常大的壓力。

第二、“三位一體”的銀行、企業(yè)、政府債務

在中國，所有的隱性財政風險中，金融業(yè)所占的比重最大，問題也最嚴重。1999年從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剝離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不良資產有1．4萬億，按70％的損失率來算，大概會損失1萬億。這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企業(yè)方面的或有債務，同樣可能成為政府的隱性債務。1998年有關部門（銀行、國有資產管理局等）的抽樣調查，曾得出當時國有企業(yè)“三分之一不虧或贏利、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潛虧”的基本判斷，這說明國有企業(yè)潛虧的問題不可忽視，財政在經濟動態(tài)發(fā)展中可能或多或少要為之承擔一定的責任。

在養(yǎng)老金這一塊，由國家體改部門與國外保險機構聯(lián)合進行的一項課題研究估測，近年我國養(yǎng)老金隱性債務累積規(guī)模，即使是按相關因素的中值來計算，也要高達37000億元人民幣左右。當然，這是一種或有債務，并非馬上產生償債壓力，但其間社保體制因素變動的效應，可能是難以全面估測的。

在中國目前來看，國有經濟仍然是一個由財政、銀行、企業(yè)三個部門組成的巨型公司。銀行不良貸款的損失，隱性養(yǎng)老金債務與財政部發(fā)行的國債一樣，都是國家對非國有債權人（居民）的債務，或全體人民對其他人的債務。因此，在評估政府債務的可持續(xù)性時，必須把三個部門放在一起計算。

第三、財政結構——地方財政的債務之憂

中國財政的局部的、地區(qū)性的危機，也就是所謂的財政危機結構性問題。事實上，由于稅制改革不到位，中國很多地方尤其是鄉(xiāng)這一層次的財政的確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我們知道，在鄉(xiāng)鎮(zhèn)的財政收入中，有一半是用于民辦教師的工資，這是一種很基本的財政支出。而這種很基本的財政支出，我們的中央財政沒有承擔起來。我國財政體制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事權與財權不清的缺陷，中央財政很多該做的事沒有做，而很多不該做的事又在大包大攬。中央大包大攬，很多事情又是''''我請客，你掏錢''''，讓地方政府掏腰包，這樣就進一步加重了地方財政的危機。在農村稅費改革前，鄉(xiāng)鎮(zhèn)就存在著財政收支缺口。據有關材料顯示，在我國3000多個縣市中，財政長期呈現赤字的縣市已超過50％，全國1080個縣發(fā)不出工資來，約有50％～60％的鄉(xiāng)（鎮(zhèn)）入不敷出。而且赤字時間長，鄉(xiāng)鎮(zhèn)財政收支缺口大多有七、八年的歷史了，嚴重的地區(qū)已經超過了十年。農村稅費改革取消了原先納入鄉(xiāng)鎮(zhèn)財政預算和村級財務開支的稅費項目，如鄉(xiāng)統(tǒng)籌、教育集資、屠宰稅等，鄉(xiāng)鎮(zhèn)可用財力一下子變得更加捉襟見肘了。為了解決鄉(xiāng)村財政支付危機，中央和省級財政加大了轉移支付的力度。2001年中央財政對試點地區(qū)的轉移支付總額為100億元，2002年為200億。但是面對龐大的財政硬缺口，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也是杯水車薪。

我國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破產清償，使地方財政風險成倍地擴大。1999年，中央宣布取締農村合作基金會，限期清盤、清償。這個曾經在我國廣闊農村地區(qū)發(fā)揮作用的金融機構從此壽終正寢，同時也給地方政府帶來了巨額的債務。如廣東省政府為了清償全省886家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股金，向中央借款71．13億元，各級政府自籌資金20．9億元，對個人合法股金進行一次性全額兌付。對政府財政來說，這些債務是出于社會穩(wěn)定的壓力，不得不承擔的。

這些政府的非正式債務離真正的債務還有一定距離。而且有些或有債務，前幾年可能是或有債務，但近幾年還了，就沒有事了。但當把這些都加起來，政府的財政風險還是相當大的。

法律控制

從根本上說，財政風險的釋放，要依靠我國經濟的漸進成長，但這樣的邏輯不能倒過來說，不能指望無限的財政擴張可以支撐較好的經濟成長數字，然后夢想此數字可以掩蓋先前的財政擴張。舒緩財政風險已成為當務之急，就目前的觀點來看，主要是從這樣的幾個方面進行所謂的財政減壓：大力發(fā)展非國有企業(yè)、推動國有部門改革、降低銀行償債、完善轉移體制、嘗試地方舉債、控制收入總量、優(yōu)化支出結構、降低名義稅率、免除農業(yè)稅費。

以上所說的主要側重于政策上的講義。從法律的角度來講，筆者認為中間機關應當有如下的作為。

筆者認為，應當對財政法、預算法、稅法進行必要的調整。

首先，對財政收支——預算法的修訂并以法律的形式進行下去。目前的主要內容是對收入總量的控制和支出項目的內容的更正。盡管財政稅收的增長得力于加強征管，但一只手多收稅壓抑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的積極性，另一只手擴張公共投資，無疑增加了投資風險。此外，在好的項目儲備基本耗盡，財政帳面資金相對充裕的時候，是否還有必要繼續(xù)增發(fā)國債？

而對支出而言，一是中央財政似乎對基礎設施的“軟項目”投資不足，尤其是對于自身職責之內的九年義務制教育盡義務不足。例如，相當多的西部地區(qū)頗為貧困，農民很少或基本沒有現金收入，基層政權靠攤派來維持“民辦學?！焙妥陨淼纳?。二是中央財政似乎漠視了農村仍然是持續(xù)的凈剩余流出的地區(qū)。在縣以下金融機構基本被撤裁之后，通過國有或民營金融機構向農村注資資本已不現實，那么通過中央和地方財政向農業(yè)、農村和農民提供投融資便利就勢在必行，但這一塊卻恰恰是比較匱乏的。對于此，應當進行相關的立法，把財政支出的項目以及正當程序進行合理的規(guī)劃。

其次，以法律的形式免除農業(yè)稅費，而不是行政命令。為什么農業(yè)稅費必須免除？一是稅收的源泉是個人所得，鑒于農民階層很少有月收入超過800元的，因此其絕大部分本就不應該成為現實的納稅人。二是寄生在農業(yè)稅上苛捐雜稅太多。中央財政僅僅通過5%的農業(yè)稅汲取了約300億的稅入，而各級政權在其上滋生出來的稅費估計在2000多億！從中央財政看免除農業(yè)稅無傷大雅，否則盤根錯節(jié)寄生出來的稅費所導致的結果，只能是民怨沸騰，而且還加大了財政的另一層面上的風險。

第三，對稅法進行必要的修訂和調整。首先就是要把稅收立法的真正主體的地位突顯出來，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真正的作到稅收立法。同時對政府的對稅法的越權性設立進行必要的糾正與認可。接著應當對名義稅率進行必要的調低。過高的名義稅率導致了廣泛的偷稅漏稅，而這又一步導致了稅收大檢查和懲處的難度，變成高稅率、高違規(guī)背景下的法不責眾，要解開這樣的“死結”，只有降低稅率和強化征管。目前，對個人的所得稅已因起點過低而淪落為“工薪稅”或工資附加稅，而對企業(yè)的所得稅方面，盡管統(tǒng)一內外資所得稅率原則已定，其趨勢只能是內資企業(yè)所得稅率向外資企業(yè)靠而不是相反，但至今尚無動作。所得稅的改革恐怕還不是最緊迫的，增值稅改革更為迫切，實踐表明中國經濟難以承受如此寬的生產型的稅基，也可能并不能承受高達17％的稅率，因此，無論是所得稅還是增值稅，都需要切實地降低稅率。

當然，財政風險的法律控制遠不止這些，但是，這三者應是當務之急。需要補充的是在對財政風險進行法律控制的時候，也應當注意已有的行政政策所起到的實際作用，在必要的時候將其法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