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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將成為經濟理論界和研究機構的新課題和學術前沿。原因有二。

第一，生產率的內生化問題一直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波動理論的核心問題。無論從理論上的熊彼特創(chuàng)新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和供給學派等宏觀經濟理論的演變來看，還是從實踐中的信息經濟、數字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和目前的“新經濟”，貫穿其中的主線之一，至少對經濟學家而言，就是生產率的內生化及其度量問題。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是決定經濟增長速度極限和經濟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經濟”的可持續(xù)性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政策含義。例如，即便存在增長的頂部、失業(yè)的底部或擴張的極限，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知道它們在哪里。因此，宏觀調控的相機抉擇有賴于把握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否則，與其自尋煩惱，還不如放棄陳舊的擔憂，把自我犧牲性的先驗性調整信條放在一邊，順其自然。對中國而言，實施宏觀調控、推進產業(yè)結構調整，都涉及到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問題。所以，“新經濟”的發(fā)展對經濟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必將促進我們進一步加強生產率問題研究，加強對內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波動理論的研究。

“新經濟”討論對宏觀經濟政策具有積極意義。

1．就財政政策而言，應該注意財政約束和財政政策相機抉擇性的作用范圍。財政約束在刺激私人投資、促進美國歷史上時期最長的經濟擴張方面發(fā)揮了關鍵的作用，是維持美國經濟動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財政赤字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影響美國經濟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頓任期內，美國通過加強財政約束、償還債務而使美國由過去多年的財政赤字扭轉成為財政盈余。美國以往的問題在于，當預算不應該盈余時出現了盈余；美國的私人債務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現預算盈余，重要的是償還公共債務。雖然償還公共債務不僅會影響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會影響整個經濟，但真正重要的是總儲蓄率或總債務與財富的比率。美國國務院和國會明智地選擇將社會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離出來，用于償還公眾持有的財政債券，這個行動對于維持美國近幾年來經歷的個人資本的快速形成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償還債務不僅是美國已取得的成功和為什么本輪擴張看起來如此年輕的一個重要因素。減少赤字、轉向盈余、開始償還債務幫助美國拓寬了促進本輪生產率拉動型擴張的投資的空間?？梢灾v，美國“新經濟”不僅僅是由于生產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與嚴謹但不過度的財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斷的貨幣政策的相結合。這些都幫助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創(chuàng)造了較好的工作機會。

2．就貨幣政策而言，應該注意貨幣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傳導機制，強調貨幣政策目標是穩(wěn)定貨幣和經濟增長而非股票市場價格。就貨幣政策及其與“新經濟”關系而言，需要強調兩點。第一，市場利率的變化是市場經濟平衡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傳導機制，對于平衡儲蓄和投資、保證低通貨膨脹下的持續(xù)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美國90年代初突然涌現的技術創(chuàng)新提高了投資收益預期，這種預期投資盈利能力的上升會傳遞到利率，利率最終構成了在非通脹經濟中平衡儲蓄和投資過程的政策選擇。美聯儲之所以調整聯邦基金利率，是因為一些不適當的措施已經導致經濟擴張的成本上升，這主要歸咎于資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規(guī)模的財富效應的增強。盡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說明生產率不能繼續(xù)增長，但是，實現這一目標要求經濟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經濟擴張偏離其軌道的程度。只有平衡發(fā)展的經濟繁榮才會無限地繼續(xù)下去。第二，貨幣政策目標應該針對宏觀經濟，應該針對臨近的通貨膨脹性失衡或通貨緊縮性失衡，而不應該是資產價格，即便是資產價格孕育了經濟失衡。美國有一些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財富效應可能會給經濟帶來失衡的危險，但這并不意味著使金融市場和產品市場恢復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貨幣政策以資產價格水平為目標。撇開以資產價格水平為目標是否是政府的正當職能這種更深層次的問題不談，以實現該目標為目的的貨幣政策成功的證據幾乎沒有。股權投資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對未來收益及其貼現率的不確定性，很少來自作為中央銀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變動。因而，即使鼓勵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動以應對股票價格的變動，投資者恐怕也很難正確應對股權風險的幻覺。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強調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新經濟”的作用，認為即使是最快的計算機也不能撕破規(guī)則之書，消除對持續(xù)性的財政約束、警覺性貨幣政策和對未來前景現實預期的需求。

3．就貿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貿易政策及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又要注意相應的國際責任。美國的“新經濟”，是伴隨著近年來的經濟全球化而發(fā)生的。因此，當人們企盼新經濟時，應該把它理解為全球經濟。美國維持其經濟增長動力的戰(zhàn)略性政策選擇，在貿易政策方面，一個是促進國外市場對國內出口品開放政策，一個是促使國內未開發(fā)地區(qū)的市場對外開放政策。一方面，促進國外市場開放，推動了美國把高利潤的信息技術產品推向國際市場。這有力地拉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為美國帶來巨大利益。由于亞洲經濟危機而促成的資金回流、商品廉價進口，抑制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推動了“新經濟”的發(fā)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來，美國保持其市場開放，吸收了一定規(guī)模的貿易赤字。但是，克林頓政府充分利用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在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的主動權，通過協(xié)調國際政策，既為美國“新經濟”構筑了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也幫助使亞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復蘇，因此，長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國經濟。

4．就教育政策而言，必須注意防范信息技術產生的數字化差距，在加強研究和開發(fā)的投資和激勵、推進科學技術前沿的同時，著力解決信息技術等基礎實施的建設和教育問題。教育對維持美國經濟動力的重要性及其對“新經濟”的貢獻也值得予以重視?！巴顿Y于人”、“推進科學技術前沿”和“縮小數字化差異”是美國維持其經濟增長動力戰(zhàn)略的另外三個政策。這啟示我們強調政府投資于教育和技術對“新經濟”的作用。忽略教育，尤其忽略城市地區(qū)貧窮、低階層人們的教育，不僅會導致經濟削弱，而且會導致階級差距。因此，必須使教育系統(tǒng)調整到適應新技術現實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須確保全體大眾都能夠接受教育，這樣才能使他們全面而持續(xù)的參與“新經濟”時代。可以認為，沒有任何領域比教育更能享受信息技術的利益；但是，信息技術進入教育領域的一個副作用就是導致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數字化差異”。因此，需要擴大進入因特網的機會，在新技術方面培訓教師，并提供稅收激勵以鼓勵公司幫助跨越這一數字化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