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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64年戴高樂將軍決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至今，中法兩國保持著緊密的關系，這自然會引起一些思考。在西方，大多數(shù)人沒有時間去了解中國或者國門之外的事，媒體對于政治家、商人和公眾的影響很深，他們也不得不相信媒體或者報紙所說的。要知道這些信息很短，也很簡單，不至于浪費太多時間。對于中國來說，情況也有類似之處。去年，中國的網民開始抵制家樂福，原因是網民認為家樂福支持了西藏分裂勢力，網上的內容也很短，也很簡單，這樣人們讀的時候就不會浪費太多時間。以上兩種情況，人們都會從簡單的信息中看到敵對方的可鄙形象并激起自己的民族情感。中國被西方描述成威脅，也就自然會引起西方人的恐懼，導致信任感的缺少，以及民族主義膨脹。當一些人要求抵制法國貨的時候，也會喚起法國人的民族主義，甚至引來報復。我們應該跳出這個危險的框架。對于雙方來說，首先是拓寬交流渠道，互相溝通，彼此理解。對抗是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tǒng)的，越是困難，也越不應該這樣。大多數(shù)法國人對中國的方方面面都是感興趣的，文化、歷史、哲學等等。反過來，中國人也是這樣。所以，多看到中法關系的積極方面要比盯住問題更為重要。中方對薩科奇的判斷并不僅僅是他不顧一切的會見達賴，而是他上臺以后一系列的表現(xiàn)。薩科奇入住愛麗舍宮后，立即對法國傳統(tǒng)的外交路線整體上進行大幅修正：疏遠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迅速接近；放棄戴高樂時代的獨立外交，與美國大幅修好，甚至改變戴高樂親自決定退出北約的歷史性決定，重返北約。至于與中國交惡，高調以歐盟主席國身份接見達賴，只不過是他全面外交戰(zhàn)略調整的一部分。特別令中國不安和警惕的是，薩科奇公開放棄戴高樂主義，重返北約。因為中法當年建交的基礎就是戴高樂主義，而且雙方關系只所以能夠繼續(xù)深入發(fā)展根源也在于戴高樂主義。如果戴高樂主義不復存在，雙方的關系可謂皮這不存，毛之焉附。在這種情況下，無論薩科奇怎樣向中國示好都無法保證雙方關系的穩(wěn)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索性放棄與薩科奇改善雙邊關系的可能性，一硬到底。其次，薩科奇會見達賴的做法嚴重違反基本的政治倫理。中國曾在薩科奇本人兩次最需要的時候施以援手。一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他由于大選中背叛政治恩師希拉克，被之清理門戶而出局。處于人生最低谷的薩科奇來到中國，盡管他已是一介平民，但中方仍然以部長的規(guī)格接待。二是2004年他以內政部長身份出訪中國時，已決定競選總統(tǒng)并為拉抬競選籌碼的薩科奇提出拜見中國國家主席，而中方也破格予以滿足，極大的拉抬了他的聲勢。而社會黨候選人羅亞爾來中國訪問時，卻沒有得到同樣的待遇。為此薩科齊當選后，曾一再感謝，一再表示他不會忘記這一段。然而，猶言在耳，上任不久，就上演了巴黎火炬?zhèn)鬟f風波、把出席奧運會與西藏掛購，最后直至毫無來由的主動宣布會見達賴，從而將雙方的互信摧毀殆盡。沒有互信，關系改善從何談起？第三，薩科奇上任雖不到兩年，但民意支持率卻持續(xù)走低，到今年三月份竟然跌至36%。此時，中國選擇繼續(xù)對科奇施壓，也將有效阻止他繼續(xù)不按常理出牌。比竟，他選在經濟危機期間會見達賴，造成中法關系嚴重受損，也給法國帶來相當?shù)闹苯永鎿p害。這在經濟危機期間被無限放大。如果薩科奇此時要再想借西藏問題向中國發(fā)難，將幾近政治自殺。這也是為什么，西藏廢除農奴制五十周年、“3.14”一周年，薩科奇少見的保持了沉默。這不得不說與中國連續(xù)保持高壓有關。最后，中國對法國罕有的外交強硬，并不僅僅著眼于兩國，還有從全球角度處理達賴和西藏的用意。盡管西藏是中國的純粹的內政，但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復雜因素，西藏已經被國際普遍關注。不少國家仍然對流亡海外的達賴打著自己的算盤。中國對法國強勢出手，確實將起到對其他國家警示的作用。最近南非宣布拒絕邀請達賴參加會議就是一例（也有一說是拒絕入境）。而且中國對會見達賴的法國如此強硬，也等于間接向達賴表明了態(tài)度，想必也有助于打消達賴不切實際的幻想。當然，中國對法國的外交反制，還可以從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進行解讀。西方現(xiàn)在一方面不得不吞咽自釀的苦果，還要承擔制造危機的道義責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呼吁中國的援手。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居然還要強撐著對中國搞價值觀外交敲詐，中國豈能不還以顏色？況且，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積累的軟硬實力，也借助西方的經濟危機達到一個爆發(fā)點，成為中國獲得與其實力相匹配的國際地位的良機。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席卷全球、國際秩序出現(xiàn)重大變動和重整一刻，對于中國而言，目標雖然針對的是法國，但項莊之劍卻是指向處于大變動中的國際秩序和中國在這個秩序中的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