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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為一種非常態(tài)的治理手段，運動式治理在中國有著頑強的生命力。通過對運動式治理成因的剖析及其對策的探求，可以得出由制度式治理取代運動式治理的結論，且其轉型的關鍵是提高國民的法治意識和強化治理過程中的執(zhí)行力。

關鍵詞：運動式治理；制度式治理；成因；對策

作為一種非常態(tài)的治理手段，運動式治理能夠有著頑強的生命力，說明在中國的這塊土壤里自有適宜其生存的養(yǎng)份。因而探究運動式治理的成因，是政府治理領域亟需解決的一項重要課題。

中國運動式治理的成因

1.政治上主體意識的缺損

政治上主體意識的缺損主要表現在統(tǒng)治方式、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三個方面。從治理方式來看，政治治理的方式主要有同意和暴力兩種。在傳統(tǒng)的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治治理形態(tài)中，社會成員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夠參與到政治過程之中，由此形成二千余年的封建專制制度。而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種歷史沿襲的影響，她主要也是依靠暴力手段來奪取政權和鞏固新生的政權。特別是在革命時期，為了贏得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共產黨強調黨的一元化和絕對領導。個人主體權利意識的嚴重缺損，導致民眾已經習慣依賴政治動員進行政治參與。從組織結構來看，中國長期實行的高度集權制度導致了國民缺乏自主性。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是民主集中的組織原則，強調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實際社會中，治理往往依靠的是官僚制等級結構，民主決策力量非常薄弱，導致民眾的政治冷漠。從運行機制看，基層治理力量過于薄弱,于是集中各部門、各層級人力物力財力的的運動式治理方式容易得到認同，導致有些治理主體熱衷于搞聲勢浩大、轟轟烈烈的階段性運動。

2.經濟上稀缺資源的爭奪

經濟上的成因可以從配置方式、政策制定和利益爭奪等角度來考察。

從配置方式來看，權力尋租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官商勾結違法違規(guī)行為的存在，由于治理對象涉及政界和商界的特殊性，最終必須借助運動式治理來清除。從政策制定來看，經濟系統(tǒng)的整體性與行政系統(tǒng)的分割性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地區(qū)利益、部門利益之爭，以及現行及經濟政績的攀比機制，使這種矛盾加劇。一般而言，能夠獲取政府的支持是企業(yè)成功的基礎或保證。這樣，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法規(guī)的制定就會向這些企業(yè)傾斜，導致腐敗現象甚至充當違法者保護傘的現象時有發(fā)生。從利益爭奪來看，在社會結構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由于各自利益目標不同，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就有矛盾產生。這種矛盾體現在工作中就是部門間相互不配合或相互拆臺，導致出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典型“山頭主義”。其根本的解決途徑在于借用運動式治理，重新平衡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分配。

3.社會上體制結構的紊亂

從專項整治來看，社會上存在很多久拖不決的疑難問題，這就需要采取專項整治的辦法進行重點治理。從治理方式來看，市場經濟在給人們帶來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導致了違法行為的大量產生。政府從自身職能和社會需求出發(fā),理所當然地要打擊違法行為,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但是在解決問題的最初階段,運動式的治理方式往往比制度化的治理方式更為熟練和顯效。從突發(fā)事件來看，突發(fā)性事件是指沒有預測到發(fā)生的意外事件。近年來，非典、禽流感、環(huán)境污染和礦難事件的發(fā)生，不斷地考驗著政府執(zhí)政能力和處理危機事務的能力。此種情況下，政府的首要任務就是在最短時間內借助政治動員的手段，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實行專項整治。

4.文化上臣民心理的盲從

從政治思想來看，儒家孔子學說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其本質上是以維護王權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這種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現為政治權力的高度統(tǒng)一，將安定、秩序和統(tǒng)一作為統(tǒng)治者執(zhí)政政績的績效指標，要求民眾的服從和歸順、擁護君主的利益和忍受君主的壓制或統(tǒng)治。從政治價值來看，為達到維護自身統(tǒng)治天下太平、秩序井然的政治局面，政治上的安定、統(tǒng)一秩序成為中國的基本政治思想。從政治意識來看，由于長期以來統(tǒng)治者鼓吹尊君愛民的思想，導致民眾的自主意識和參政意識特別薄弱，而國家意識、服從意識卻特別強烈。在這種封建的政治化過程中，臣民沒有獨立的權力，也沒有獨立的能力，這種依附關系泯滅了絕大多數人的政治自主意識。在冷酷無情的政治現實斗爭中，更催發(fā)了民眾的政治容忍性，使得他們患上了政治冷漠癥，而不愿參政議政，導致傾向于政治動員的宣傳，在行為上帶有感性化、大眾化和屈從化，導致運動式治理有生存的空間。

改革中國運動式治理的對策

1.穩(wěn)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致力建設長效制度治理機制

推進綜合治理,逐步實現同級政府行政權相對集中,從根本上轉變一級政府的行政權在部門間過于分散的局面,實現管理職責之間的無縫隙連接；減少行政管理層次,適當下移管理重心,逐步厘清各級行政機關的管理權限,從制度上消除上下級行政機關執(zhí)法重疊交叉的現象；加強基層管理能力建設,確保行政管理的規(guī)范性、統(tǒng)一性和穩(wěn)定性。

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實施黨風教育和執(zhí)政理念的教育，從思想上擯棄“人治”和“特權者”的觀念，重新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zhí)政理念，并樹立納稅人是自身“衣食父母”的價值觀，從而摒棄“官本位”的價值觀。

公正科學的政務程序是現代文明的標志,也是約束運動式治理的有效途徑。做好政務公開工作,包括政務依據的公開、政務決定過程的公開、政務結果的公開；完善當事人參與政務的制度,包括告知、申辯、啟動行政責任追究等；培育市民社會,積極探索新形勢下公眾有效參與的組織形式和制度,建立起常規(guī)有效的執(zhí)法管理體制，在法度之內實施行之有效的“全天候”日常治理。

2.有效整合經濟統(tǒng)籌發(fā)展，著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在當前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市場行為自身具有的自發(fā)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征不時凸顯出來，擾亂市場經濟的應有秩序。這就要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預市場和促進經濟發(fā)展，常用治理方式就是借助上級組織采取專項治理斬斷官商勾結的產業(yè)鏈。但要達到長久治理的目的，就必須徹底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實現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達到完善市場體系的目的。

約束權力尋租，加快改革步伐，縮短制度慣性的持續(xù)時間；減少政府管制，建立更明晰的產權結構；在可支配的范圍內制定合理、科學、嚴謹的規(guī)則，從而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約束設、尋租個體及集體的違規(guī)行為。

強化執(zhí)行力度，當前，相關的制度和法律法規(guī)很多，但其執(zhí)行效果卻不甚理想。其原因在于制度的完善和執(zhí)行存在分離，偏離經濟基礎的要求，未能形成治理合力。執(zhí)行力對于政府而言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因為治理過程中的執(zhí)行力是確保制度式治理成功的關鍵。

3.積極建立社會監(jiān)管機制，努力促進政府民眾互動治理

健全法律制度,在社會的各個管理層面，有些是業(yè)已建立完善的制度和健全的法規(guī)，但仍有些管理層面還存有很多漏洞。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時期，新問題和新情況層出不窮，這就要求有相應的制度匹配，適應政府治理的需要。

完善監(jiān)督體系,監(jiān)督也可劃分為兩種：一種是內部監(jiān)督，一種是外部監(jiān)督。內部監(jiān)督指各級紀委和審計監(jiān)督部門。同時，推行自查自糾等行政管理內部監(jiān)督機制。而作為體制外監(jiān)督主要手段的社會輿論監(jiān)督則，是對其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只有在公眾輿論監(jiān)督下，政府官員或經濟人特性才不敢放肆地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約束自身的行為，達到規(guī)范市場秩序的目的對行政管理活動的監(jiān)督。

促進互動治理，互動治理治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府間的合作，加強政府間的橫向合作和交流，促進政府治理效率的提高；

二是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大力發(fā)揮民間組織的專業(yè)作用，為政府治理建言獻策；三是政府與公民的合作，發(fā)揮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治理，實現和諧共治的局面。社會主體間的互動治理是制度式治理的核心。

4.廣泛傳播政治民主意識，大力樹立民主憲政法治意識

發(fā)展民主意識。只有發(fā)展公民的民主意識，才能營造依法治國的氛圍，最終形成以法治為核心的制度式治理。

樹立憲政意識。憲政就是真正地以憲法為最高準則來治理國家，在日常生活中以憲法為最高行為準則，奠定制度式治理的基礎。憲政主要具有法律的至上性、公開性、確定性和穩(wěn)定性等特點，這就要求在政府治理過程中真正做到法律至上。

追求自由意識。公民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能抵制來自官方的或強權勢力的壓制。當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時候，國家就能由一個臣民的國家走向公民的國家，逐步實現人民對政府的控制，推行法治，達到制度式治理的目的。所以，文化上的自由是制度式治理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