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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天之謊范文第1篇

關鍵詞 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黃瓜霜霉病；安全性；防效

中圖分類號 S436.421.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4）17-0139-01

霜霉病是黃瓜生產(chǎn)上一種重要的病害，如何使用藥劑防治霜霉病達到最佳的防治效果已成為亟需研究的問題。為此，筆者特進行了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防治黃瓜霜霉病田間藥效試驗，現(xiàn)將試驗結果總結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概況

試驗地點設在山東省新泰市果都鎮(zhèn)鎮(zhèn)坡里村，地塊面積600 m2，土壤類型為褐土，有機質含量1.55%。供試黃瓜品種為津優(yōu)35，防治對象為黃瓜霜霉病。供試藥劑為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海利爾藥業(yè)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巴斯夫歐洲公司，登記證號，PD20080464）。噴霧器械為HD400型背負式噴霧器（新加坡利農(nóng)公司）。

1.2 試驗設計

試驗共設5個處理，分別為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225.0 g/hm2（A）、337.5 g/hm2（B）、450.0 g/hm2（C），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600 g/hm2（D），以空白為對照（CK），小區(qū)面積為25 m2，4次重復。

1.3 試驗實施

試驗前對噴霧器進行流量標定，在0.15 MPa下4次測量平均流量0.56 L/min。黃瓜株距25 cm，寬行距80 cm，窄行距40 cm，種植密度66 660株/hm2，施藥時處于結瓜期。2013年5月14日黃瓜霜霉病開始發(fā)生時第1次用藥，間隔7 d用1次藥，共用3次。使用方法為噴霧，用藥液量750 L/hm2 [1-3]。試驗期間未使用任何防治其他病害的藥劑。

1.4 調查內容與方法

藥劑處理前、第1次藥后7 d、第2次藥后7 d、第3次施藥后10 d調查病指基數(shù)。每小區(qū)隨機取4點，每點調查2株的全部葉片，每片葉按病斑占葉面積的百分率分級記錄。數(shù)據(jù)分析用DPS系統(tǒng)將防效數(shù)據(jù)反正弦平方根轉換后用Duncan′s新復極差法進行顯著性測定[4-6]。

分級方法[7]為0級：無病斑；1級：病斑面積占整個葉面積的5%以下；3級：病斑面積占整個葉面積的6%～10%；5級：病斑面積占整個葉面積的11%～20%；7級：病斑面積占整個葉面積的21%～40%；9級：病斑面積占整個葉面積的40%以上。

2 結果與分析

2.1 安全性

試驗期間對供試藥劑各劑量處理在黃瓜上的安全性進行調查，未發(fā)現(xiàn)有藥害產(chǎn)生。

2.2 防效

試驗藥劑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對黃瓜霜霉病具有較好防效。第1次藥后7 d，試驗藥劑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225.0、337.5、450.0 g/hm2等3個處理對黃瓜霜霉病的防效分別是52.94%、59.28%、64.71%，第2次藥后7 d、第3次藥后10 d，3個處理的防效分別為60.16%、63.02%、69.27%和63.18%、67.10%、74.14%。藥劑的防效隨著藥液用量的增加而逐漸提高。經(jīng)方差分析，試驗藥劑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225.0 g/hm2與對照藥劑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600 g/hm2防效差異極顯著，第2次藥后7 d防效差異顯著；試驗藥劑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337.5 g/hm2與對照藥劑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600 g/hm2防效差異不顯著；試驗藥劑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450.0 g/hm2與對照藥劑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600 g/hm2防效差異不顯著，第3次藥后10 d防效差異顯著。

3 結論

試驗結果表明，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和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在試驗期間，4種劑量設計均未發(fā)現(xiàn)藥害。同一劑量藥劑不同防治次數(shù)的防治效果不同。最好防效為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450.0 g/hm2和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600 g/hm2，第3次用藥后10 d，防效分別達到74.14%、77.91%。不同藥劑量同一次施藥后防治效果不同。每次用藥后以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450.0 g/hm2防效最佳。不同藥劑、同一藥劑不同處理顯著差異性不同。2種不同的藥劑相比，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225.0 g/hm2和

250 g/L吡唑醚菌酯乳油600 g/hm2差異極顯著；同一藥劑中，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225.0 g/hm2和50%吡唑醚菌酯水分散粒劑450.0 g/hm2差異極顯著。

4 參考文獻

[1] 姬小雪，喬康，劉麥豐，等.30%氟菌唑可濕性粉劑防治黃瓜白粉病田間藥效試驗[J].生物災害科學，2012（3）：326-328.

[2] 郭玉祥.不同藥劑防治黃瓜霜霉病試驗研究[J].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科技，2014（7）：136，139.

[3] 劉殿敏.黃瓜霜霉病的發(fā)病特點與綜合防治[J].農(nóng)業(yè)科技通訊，2014（7）：304-305.

[4] 張乃芹，李東臣.防治設施黃瓜霜霉病有效藥劑篩選及生態(tài)防治技術集成[J].德州學院學報，2014（2）：76-79.

[5] 蘇春松，許長敏.7種殺菌劑防治黃瓜霜霉病藥效試驗[J].現(xiàn)代農(nóng)村科技，2014（7）：64-65.

彌天之謊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無謊不成狀 社會發(fā)展 司法資源匱乏

引言：“無謊不成狀”的普遍現(xiàn)實

中國傳統(tǒng)的法律文化強調禮法并重，德主刑輔，孔子憧憬的理想圖景是“無訟”。然而，詩意和美感的無訟社會在現(xiàn)實中并不存在。至少從宋代開始，我們在古代的文獻中就可以越來越多的看到關于健訟的記載，而到了明清，厭訟、恥訟被健訟、囂訟替代，有學者對部分地區(qū)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到清代中晚期健訟之風已經(jīng)在中國的很多地區(qū)，特別是我們所考察的江南地區(qū)盛行開來。江南地區(qū)有訴訟風俗記載的70多個地方志中，記載健訟的有57處，寡訟的有14處。也就是說健訟的地區(qū)已達到四分之三。”[1]而且，在訴訟中，狀詞所述事實的撲朔迷離也令官員大為頭痛，如明代呂坤認為當時“刁風日甚，狀中敘事僅數(shù)語，而形容彼罪，張大我冤，常居十六，冀駭聞一，受耳不知，波及蔓引，無辜者為殃?！盵2] 康熙五十九年，張我觀在“頒設狀式等事”的告示中寫道：“本縣于每日收受詞狀一百數(shù)十紙，即焚膏披閱。其間或有片紙率書字跡潦草，或有敘述情節(jié)語句支離，或有土地婚姻一無憑據(jù)，或有原被證佐并不列姓名，或架重大之情而誑聽，或攄瑣屑之事而瀆筆，或一事而進數(shù)十之瀆詞，或一詞而贅無干之節(jié)略，或翻舊案而捏造新題，或代旁人而稱為切己大者影響，不少虛詞究之實跡，真情十無一二。”[3]一代名幕汪輝祖提道：“云無謊不成狀。每有控近事而先述舊事，引他事以曲證此事者……又有初詞止控一事，而續(xù)呈漸生枝節(jié)……[4] 而《四進士》中的一句諺語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的普遍情況：“牛吃房上草，風吹千斤石，狀子入公門，無賴不成詞。”[5]

“無謊不成狀”是社會發(fā)展的一個衍生物

站在官府的角度，官員們對“無謊不成狀”的普遍看法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還有就是訟師的大量出現(xiàn)，他們?yōu)榱俗陨淼慕?jīng)濟利益挑詞架訟，所以常常不擇手段。因而，對于“無謊不成狀”的應對，一方面強化道德教化，一方面懲治訟師。

仔細分析，“無謊不成狀”的成因并不是官府推論的那樣簡單，這種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是社會發(fā)展的一個衍生物。

明清時代，人口的增加帶來了社會問題。黃仁宇根據(jù)洪武時代的財政記錄（主要是參考食鹽產(chǎn)量）推算6000萬人口可以看作是人口凈增長的標志。[6]在明末清初，因為戰(zhàn)亂，大部分人流離失所，但有戶可查的人口仍然達五千萬，所以保守估計當時明朝的人口大約在七千萬到八千萬左右。到了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國的人口突破了2億，乾隆五十五（1790年）年達到了3億，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更驚人地達到了4億之多。作為一個農(nóng)業(yè)國家，人口增長和土地增長的不同步使得生產(chǎn)資料和生活資源的緊缺成為現(xiàn)實，人口的密集、土地的稀缺加劇了資源的爭奪。同時，商品性農(nóng)業(yè)獲得長足發(fā)展，土地買賣與租佃關系出現(xiàn)新情況、農(nóng)村雇傭關系發(fā)生新變化……這些勢必造成人際關系的緊張以及糾紛和訴訟的增多。

明清時期，社會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吳承明將這段時期（尤其是明清王朝更替這段時間）的新變化，總結為六個方面：大商人資本的興起、工場手工業(yè)的出現(xiàn)、財政的貨幣化、租佃制的演變、雇工制的演變、白銀內流。[7]明末江浙一帶，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現(xiàn)實中，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商品交換的頻繁，出現(xiàn)了新事物、新行業(yè)和隨之而來的新的人際關系。合伙經(jīng)營糾紛、虧欠銀錢糾紛、商業(yè)借款糾紛、商貨承運糾紛、財東與經(jīng)營人之間的糾紛商業(yè)用房的租賃糾紛、圍繞商業(yè)規(guī)例發(fā)生的糾紛、商標字號糾紛……這些以前聞所未聞的糾紛在商會行幫不能解決時，訴諸官府勢所必然。

另外，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人們的權利意識覺醒，自我保護的意愿變得強烈，出現(xiàn)了一些新型訴訟。比如以前屬于家庭隱私、不可外揚的事情，有人竟然尋求官府明斷是非。《晚清奇案百變》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個丈夫因妻子不與同房，一紙狀子把妻子告了。在清代名吏樊增祥審理的一些案件中，我們也能看到在現(xiàn)在看來正常不過但在當時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案件。

總之，由于人口的增加、新的資本關系的出現(xiàn)、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等主客觀原因，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明清時代，訴訟案件的數(shù)量大大增加了。當然，訴訟案件數(shù)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導致“無謊不成狀”的普遍，但起碼使這種現(xiàn)象有著現(xiàn)實基礎，增加了謊狀數(shù)量井噴的幾率。

“無謊不成狀”是訴訟要求的劇增和封建司法資源短缺矛盾的產(chǎn)物

關于訟案的劇增，我們可以從一些文獻中略窺一斑，比如《盟水齋存牘》，它是明末崇禎元年進士顏俊彥任廣州推官時所撰判語與公牘專集?！睹怂S存牘》全書各有“讞略”等10余卷，收集一千多份判牘，共60萬字，內容涉及到刑事、民事、行政、訴訟等領域。而顏俊彥任廣州推官僅僅兩年，這樣粗略計算，他每天至少要處理兩個案件。清朝雍正年間，藍鼎元在他的《鹿洲公案》記述每天告狀的人有一兩千人，以至于他“黎明視事，漏下二三鼓而后退食；……雞六鳴而后就寢，東方微白，復起視事，如是者一載有余，無一日一時之間斷?！盵8]日本學者夫馬進曾經(jīng)估算，清代湖南省的寧遠(戶數(shù)為23366戶)、湘鄉(xiāng)(戶數(shù)為77750戶)兩縣，在嘉慶二十一年中所收的詞狀總數(shù)，前者約為9600份，后者更是多達14400到19200份之間。[9]

面對這樣數(shù)量巨大的訟案，對于一地的長官來說頗有壓力。況且除了新案之外，有的地方還積案重重。而且我國的傳統(tǒng)是司法行政不分，作為地方長官的州縣官并不是單純的司法官員，如縣官為一縣之長，集行政、司法、勸農(nóng)、征稅、教育諸權于一身，一人身兼數(shù)職，分身乏術，加之案件數(shù)量之巨，地方官員的確壓力很大。為了緩解日益增加的案件和司法資源匱乏的矛盾，在無法提供更多司法資源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是控制案件的受理數(shù)量，因此“狀不輕準”。在清代，案件可分為“自理詞訟”和刑事案件，其中“自理詞訟”指民事案件和處刑為笞杖或枷號的輕微刑事案件。而刑事案件是指人命、強盜、拐騙、、私鹽等應判徒刑以上的重大案件。對于涉及戶婚田土錢債的訟案官府將之視為民間細故，對于這些細故案件，官府嚴格限定當事人啟動“細故”訟案，常?！安粶省?。官員希望的是通過家族族長、鄉(xiāng)約里長利用道德教化來調解糾紛、化解矛盾，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考慮民間正當?shù)脑V訟愿望和要求——當事人可能正是因為民間力量調解的不公而需求新的解決問題之路。這樣的“分流”方式不但不能解決矛盾，而是滋生了問題，那就是如果據(jù)事直書，這樣的訴狀往往不能引起官員的重視，更難以打動官員，所以一個策略就是夸張事實甚至編造情節(jié)，以引起官員的高度重視，達到被受理的目的。比如有的當事人的案由是“噬修被毆”，事實上只是因學生家長欠繳學費而引起的債務糾紛。有的案由是“挺兇勒詐”，事實上只不過是一件普通的房產(chǎn)糾紛。清代休寧知縣的吳宏發(fā)現(xiàn)當?shù)兀骸盎蛞蚩诮俏⑾佣{彌天之謊，或因睚眥小忿而捏無影之詞。甚至報鼠竊為劫殺，指假命為真?zhèn)?，止圖誑準于一時，竟以死罪誣人而弗顧。庭訊之下，供詞互異……而且動輒呼冤，其聲駭聽。及喚至面訊，無非細故?！盵10] 滋賀秀三閱讀晚清臺灣淡新訴訟文書時，得出的一個印象是：通過檔案一般很難準確把握案件的真實情況，因為訴狀中常常有夸張成分，還有不少是為了“聳聽”而捏造的假象。[11] 因此，我們往往在明清訴狀中看到“圖詐捏控”、“唆訟霸繼”、“挺兇勒詐”等聳人聽聞的字眼，賺吞房屋被稱作“鯨吞鳩奪”；田主佃戶抗租不還稱為“欺弱負租”；佃戶的答辯狀則指控田主“虎噬民膏”；侄兒堂叔侵奪產(chǎn)業(yè)稱為“吞產(chǎn)殺命”；承租人未交房租被指控為“虎惡霸業(yè)”……

既然官府對涉及倫理綱常、命盜重案來者不拒，那么為了達到案件被受理的目的，將簡單的事實復雜化，改變案件的情節(jié)甚至性質以便在成百上千份訴狀中脫穎而出成為一種普遍的訴訟策略和寫作技巧?！啊e狀’之風與其說人們好訟或受人播弄，不如說是為了吸引閱狀人的眼球，獲得受理。這是為了適應中國古代的司法審判以閱讀文書為中心的特點。此外，官員的息訟、省事心理以及相應的關于訴訟的尤其是放告日等一系列限制性規(guī)定，也使得只有夸大案情才能被重視?！瓘倪@個意義上說，正是司法制度本身促使了“謊狀”之風的產(chǎn)生?！盵12]

結 語

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平和的“無訟”社會，因而統(tǒng)治者極力營造“恥訟”的社會氛圍，在司法實踐中又設置種種障礙使人們“懼訟”，“厭訟”。然而自有宋以來，無訟的理想圖景漸行漸遠，到明清時期，健訟、囂訟之風愈演愈烈。因此，為了社會的和諧，國家在告訴程序中設置多種門檻，諸如對訴狀的寫作有種種要求。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自身權益的實現(xiàn)，在訴狀中對案件內容真實性，朝廷要求“據(jù)實”，百姓偏偏“增減”，一時間，“無謊不成狀”司空見慣。越來越多的告訴給官府制造了麻煩，給官員帶來了壓力。作為執(zhí)政者的官員不去反思謊狀為何屢禁不止，只是主觀想象謊狀是刁民和訟師手挑戰(zhàn)國家司法權威的手段，進而制造“假想敵”，非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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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滋賀秀三.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料.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八) [M]．北京：中華書局，199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