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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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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關 鍵 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融合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實施宏觀調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夠影響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 進而改變貨幣政策效率。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實施了大規(guī)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短期內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較強的財政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影響巨大。2010年以來,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強調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也更加注意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配合與協(xié)調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的貨幣政策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穩(wěn)定增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從而影響了兩種政策的獨立性。因此,在復雜的經濟形勢下,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維持經濟增長、穩(wěn)定物價等方面是否有效,兩種政策如何配合以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等成為亟需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在我國市場經濟基礎較弱、金融體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相較于貨幣政策發(fā)揮了更大的作用, 其對貨幣政策的影響也更為顯著,而貨幣政策對于財政政策的影響并不為人們所關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試圖通過建立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動態(tài)隨機均衡模型來考察中國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經濟波動以及兩種政策間的相互影響,并就如何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xié)調性、完善宏觀經濟調控的穩(wěn)定性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渠道和實際沖擊進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認為,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兩條渠道影響貨幣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門和企業(yè)根據(jù)短期情況決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當前稅收就會影響總需求,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還會形成投資性支出,改變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二是間接渠道:財政政策會影響利率變動,從而間接影響貨幣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過研究歐盟國家財政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發(fā)現(xiàn)財政支出擴張和赤字增加對貨幣供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財政赤字越大,貨幣供給量也越多,貨幣政策目標和有效性將受到沖擊。Dixit & Lambertini(2001)分析了財政部門和中央銀行之間的關系,發(fā)現(xiàn)中央銀行只能部分地影響通貨膨脹,財政部門對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可忽視。在均衡狀態(tài)下,兩項政策應當互相補充。Eusepi,S. & Preston,B.(2008)通過研究美國的經濟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如果貨幣政策的實施缺乏財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單純的泰勒規(guī)則型貨幣政策難以奏效,在公共預期的作用下,會形成預期驅動的經濟波動。

      另外,部分研究顯示,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是有條件的。Buti,Roeger and in’t Veld(2001)認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機制是不確定的,這取決于實際經濟沖擊的類型:如果是供給沖擊,那么兩項政策是相互沖突的;如果是需求沖擊,那么兩項政策就會存在互補關系。Evans,G.W & Honkapohjs,S(2002)認為,物價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貨幣政策決定,在特定的公共預期形成機制下,政府支出決定了物價水平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果,短期內財政赤字與貨幣需求正相關。

      國內學者普遍在中國經濟背景條件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以及兩種政策的配合效應。趙麗芬、李玉山(2006)對中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tài)性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不存在簡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補或替代關系,而是存在一種非對稱性的關系,即擴張的貨幣政策伴隨著收縮或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而擴張的財政政策導致被動擴張的貨幣政策,表現(xiàn)形式取決于具體宏觀經濟環(huán)境和經濟沖擊形式。張龍、白永秀(2010)通過建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分析的聯(lián)立方程模型發(fā)現(xiàn),財政政策對消費的影響遠大于貨幣政策的影響,財政政策有可能通過影響消費、投資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凱恩斯主義壟斷競爭框架,指出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明顯的正向沖擊,而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相比于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沖擊,其效果非常有限。張志棟、靳玉英(2011)基于價格決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用視角,利用MS-VAR模型檢驗了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價格決定中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物價水平的決定因素是不確定的,當物價由財政政策決定時,貨幣政策有效性將受到很大影響。而當物價由貨幣政策決定時,僅僅調整貨幣供應量等工具即可進行調控,財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獻研究基本上探討的是封閉經濟體系,對于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較大空間。本文試圖在現(xiàn)有研究基礎上, 應用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對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貨幣政策相互作用及其與經濟波動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據(jù)Jesus Fernandez-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tǒng)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加上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本文構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

      1. 家庭部門

      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是向廠商提供勞動,以獲得工資進行消費。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隨著消費的增加,邊際效用遞減。因此,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是決定勞動與消費的組合,進而實現(xiàn)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shù):

      ■E0■?茁t-1[log(ct)+?鬃·log(1-lt)] (1)

      其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0

      家庭部門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資源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供給,二者之和應當?shù)扔谙M、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為:

      yt+mst-mst-1=ct+it+gt+ext (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mst表示貨幣供應。(2)式說明在總收入和貨幣供給穩(wěn)定或者按照穩(wěn)定路徑增長的情況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將會非常明顯。

      2. 廠商

      假設廠商的生產函數(shù)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shù)。 如果廠商存在規(guī)模經濟,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廠商必然擴大生產規(guī)模,直到規(guī)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均衡狀態(tài)下,廠商不存在規(guī)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shù)為:

      yt=k■■·(e■·lt)1-a (3)

      其中,zt表示技術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kt+1=it+(1-?啄)·kt (4)

      其中,?啄表示資本折舊率。(4)式反映了資本和投資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投資越多、折舊越少,資本積累就越快。投資it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it=i0 ·t-d·rt (5)

      其中,i0 ·t,rt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shù),且d>0。

      根據(jù)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zt= ?籽·zt-1+et (6)

      其中, ?籽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shù),et為技術沖擊,且et~N(0,?滓■■)。(6)式說明在某一時期技術進步具有自相關性,并且受技術沖擊決定,技術沖擊可能來源于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

      3.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的支出包括為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yè)注資的投資性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jié)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維持穩(wěn)定,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將發(fā)生預期外的變動,即出現(xiàn)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應變動,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其過程為:

      gt=v·gt-1+p·emst+egt (7)

      其中,v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shù),egt為政府支出沖擊,且egt~N(0,?滓■■)。egt可視為政府支出對均衡路徑的偏離。p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shù)。

      4. 貨幣市場

      由于中國市場經濟尚未完善,金融體制尚不成熟,因此貨幣政策不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的實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大。同時受制于現(xiàn)行外匯制度,貨幣政策尚無完全獨立的操作空間,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mst=b·mst-1+u·egt+w·eft+emst (8)

      其中,b,u,w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shù),emst為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8)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u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

      根據(jù)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mdt=q·yt-n·rt (9)

      其中,q,n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shù)。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mst=mdt (10)

      5. 國外部門

      中國對國際資本的流動實行一定的限制,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況下, 假設國際經濟波動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xiàn)在進口和出口。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規(guī)模受國家競爭力影響,而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ext=s·ext-1+f·eft (11)

      其中f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shù),eft為凈出口沖擊,且eft~N(0,?滓■■)。

      6. 經濟系統(tǒng)均衡

      由最優(yōu)化條件,我們可以從(1)式和(2)式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茁·Et■·?琢·■+1- ?啄 (12)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鬃·■=(1-?琢)·e■·k■■·l■■ (13)

      (3)式~(13)式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tǒng)。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wěn)態(tài)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四、數(shù)據(jù)選取與模型參數(shù)估計

      1. 估計方法與數(shù)據(jù)選取說明

      對DSGE模型的估計有校準法和估計法兩種,本文采用Bayesian估計方法。 估計法的優(yōu)勢在于所估計的參數(shù)可以根據(jù)實際經濟情況和模型參數(shù)的特點施加相關約束條件,可以通過脈沖響應函數(shù)分析參數(shù)不確定性問題,而且利用歷史數(shù)據(jù)所估計得到的參數(shù)值更能反映經濟的實際情況。

      由于中國貨幣政策真正發(fā)揮作用的時間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們選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國的消費品零售總額、貨幣供應量、進出口數(shù)據(jù)作為輸入數(shù)據(jù),以此研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互影響。數(shù)據(jù)先期處理過程為先對變量進行去勢處理,利用X12方法對上述四個變量進行季節(jié)調整,然后使用H-P濾波得到變量的波動部分,最后對波動項求差分。

      2. 參數(shù)設定

      首先對參數(shù)的分布情況進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參數(shù)運用Bayesian方法估計實際的參數(shù)值。隨著樣本容量的增加,估計結果會最終收斂于實際值,因此設定值并不影響模型估計的可靠性。

      我們參照國內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對參數(shù)進行事先設定。其中,資本對產出的貢獻度?琢設為0.355(李浩等,2007),貼現(xiàn)因子?籽設定為0.988,資本折舊率?啄為0.05(吳利學,2009)。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鬃設定為2.2,反映了居民對當前消費的重視。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shù)?籽設定為0.95,即本期與上期技術進步存在高度正自相關關系。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和國際貿易的自相關系數(shù)(b,v,s)分別為0.98, 0.68,0.67,將貨幣供應對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度設為0.8和2。

      3. 參數(shù)估計結果

      表1顯示了運用Bayesian方法進行估計所得到的模型參數(shù)值。

      表1中,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shù)為0.7221,說明政府支出沖擊1%的正向變動將會引起貨幣供應量增長0.7221%,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非常明顯。此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系數(shù)為1.9471,說明以美元計的國際貿易規(guī)模增長1個百分點,以人民幣計的貨幣供應量將增長近2個百分點。在財政支出保持擴張性預算和赤字規(guī)模持續(xù)擴大的條件下,貨幣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響,其政策走勢必然走向擴張,形成配合財政政策的形勢。而在國際貿易順差和收支盈余持續(xù)擴大的條件下,貨幣供給的被動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顯,這對于貨幣政策的緊縮以及反通脹政策具有相當?shù)牡窒饔?。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國內學者的研究,國際貿易正向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程度出現(xiàn)了一定的下降,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后中國出口增幅放緩,貿易順差下降所致。此外,貨幣沖擊對財政政策的影響系數(shù)僅為0.0011,影響程度很小,這反映了當今中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貨幣政策的從屬地位。

      4. 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分析

      圖1顯示了政府支出沖擊對主要經濟變量的脈沖響應。政府支出沖擊對消費和投資都具有負向影響,在政府支出沖擊后的一段時期內,投資和消費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擠出效應,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對消費并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對產出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但影響時間較短,7個月后即回歸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沖擊對投資的長期影響:政府支出沖擊13個月之后,其對投資產生正向影響,這是由于盡管政府支出主要通過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yè)擴張完成,初期對民間投資產生較大的擠出效應,但長期內,國有企業(yè)的擴張效應傳導到私有企業(yè),從而對民間投資產生了間接的帶動作用。財政政策擴張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是明顯的,短期內使得貨幣供應量增加0.15%,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額投資性支出產生了較強的貨幣擴張效應,并且這種影響力度較大,由圖1可知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期限延伸至40個月。

      圖2反映了各變量對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反應。一個單位的貨幣政策沖擊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一定的正向影響,二者分別增加了0.05%和0.5%。在對產出的影響方面,由于貨幣政策具有的時滯性,因此其對產出的影響相對政府支出要緩慢,并且影響程度也較小,但其影響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長,直至40個月后仍然具有較為明顯的影響。可見我國財政政策的短期效應比貨幣政策強,但貨幣政策的影響更為長遠。從圖2可以看出貨幣政策沖擊對政府支出的影響較小,遠不如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這進一步反映了我國支配性財政體制下,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基本特征。

      表2為各經濟變量在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國際貿易沖擊和技術沖擊下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沖擊對產出、消費和資本積累的影響要遠大于貨幣政策。國際貿易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巨大,在特定外匯制度下, 大量的國際收支順差使中央銀行不斷被動購入外匯,投放人民幣基礎貨幣,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貨幣供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沖擊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達到貨幣政策本身影響的60%,顯示了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強;反觀政府支出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則非常微弱,表明是現(xiàn)有條件下貨幣政策在調整宏觀經濟方面獨立性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我國宏觀調控體系中,財政政策發(fā)揮著主要的作用, 貨幣政策作為配合政策出現(xiàn)。在經濟出現(xiàn)下滑態(tài)勢時,財政政策能夠在短期內增加產出,帶動經濟增長,但同時應該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國有企業(yè),其對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擠出效應是很明顯的,因此單純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帶來經濟持續(xù)長期的增長,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依靠民間投資增長以及消費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樣表明, 貨幣政策能夠在較長的時期內帶動產出的增加,同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的利率下降,能夠有效刺激民間投資的增長。因此,宏觀調控應該更加注重兩種政策的協(xié)調配合。

      在現(xiàn)有的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相應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獨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貨幣政策變動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則相對微弱得多。這既反映了我國財政支配體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時表明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構建了一個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tài)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采用脈沖響應函數(shù)和方差分析重點分析了其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沖擊對我國產出、消費、投資等方面的影響程度,以及兩種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影響,模型揭示了財政、貨幣政策對于穩(wěn)定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后危機時代,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操作空間以及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xié)調配合顯得尤為關鍵。

      通過模型和數(shù)據(jù)分析,我們認為從中長期以及經濟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要保證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的持久性,僅僅依靠政府主導行為顯然是不夠的。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內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xù)性。 而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fā)展,金融體制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在影響總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金融國際化步伐加快、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guī)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huán)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為此,我國一方面要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從政策制定、實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貨幣政策獨立性,減輕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應當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的金融環(huán)境,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加快利率的市場化改革步伐,避免為追求短期利益而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的行為,達到穩(wěn)定物價水平,促進經濟持續(xù)、健康、穩(wěn)定增長的最終目標。應當從體制上完善貨幣政策體系,消除事實上存在的外匯占款、財政直接投資行為對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降低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必須重視政策協(xié)調,充分估計到財政政策對主要經濟變量的影響,合理制定貨幣政策,維持經濟穩(wěn)定增長。在當前條件下,如果忽視財政政策的影響,貨幣當局就難以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無法實現(xiàn)貨幣政策目標。應當適時、適度地提高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彈性,阻隔國際貿易順差對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影響,提高貨幣政策獨立運作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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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通常財政政策分為兩種表現(xiàn)形式:一種為緊縮性財政政策,一種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當經濟出現(xiàn)過熱現(xiàn)狀,通貨膨脹呈現(xiàn)上升趨勢時,則會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伴隨著政府減少支出,或是增加稅收的措施。而當經濟出現(xiàn)蕭條,失業(yè)明顯增加的趨勢出現(xiàn)時,為了社會穩(wěn)定,國家則會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財政政策中政府的行為不同,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中,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穩(wěn)定增長,會采取增加財政支出或減少稅收等有利于經濟穩(wěn)定的措施。總之,無論是在緊縮性財政政策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其中進行的宏觀調控最終是要實現(xiàn)經濟的穩(wěn)定,盡最大可能減少經濟波動,并減少對國家經濟的損失。

      二、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的作用

      現(xiàn)階段,我國采取財政政策對宏觀調控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就我國目前的經濟形勢,財政政策的實施,可以使得經濟結構在短期內做出有利調整,同時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貨幣政策在其實施的過程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并拉動經濟的增長。因此,財政政策的積極實施對刺激社會需求帶來積極影響,為經濟穩(wěn)定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支持。所以說,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學中的表現(xiàn)效果

      首先從以下四個方面分析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包括就業(yè)情況,物價情況,經濟增長以及收支平衡四個方面。首先,我國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依然不是很樂觀。自08年5月份以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shù)(CPI)呈現(xiàn)逐月回落的趨勢,政府在防止大面積的通貨膨脹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雖然如此,居民消費價格指數(shù)依舊在高位運行著,仍不能掉以輕心。其次,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部門出口型企業(yè)受到的影響最為嚴重,導致市場格局發(fā)生轉變,企業(yè)利潤下降,因此這種經濟回落狀態(tài)必須引起重視。第三,我國現(xiàn)階段的就業(yè)問題很不樂觀。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很多中小型企業(yè),特別是珠三角,長三角地區(qū)的中小型企業(yè)相繼關門,生存壓力增大,因此造成就業(yè)難的現(xiàn)象。最后,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際收支格局必然出現(xiàn)多級分化的現(xiàn)象。造成我國貿易順差持續(xù)回落。綜上我國經濟形勢下,在我國宏觀經濟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所采取的財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國經濟蕭條時期和經濟過熱時期來比較,財政政策所表現(xiàn)的效果是不同的。對經濟形勢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積極財政政策會保持和促進經濟總需求的穩(wěn)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長,可以有效防止經濟進一步下滑,對保持社會的安定帶來積極影響。

      四、就財政政策對宏觀調控的建議和措施

      就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宏觀經濟的理論策略,為保持經濟能穩(wěn)定快速的發(fā)展,因此對我國進行宏觀調控的最有效途徑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而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的情況下,政府有必要采取積極的措施來提高我國經濟的發(fā)展。首先,增加勞動人員的工資,提高工資收入,只要人們手中有錢不僅能緩解當前物價上漲壓力,還能促進人們的消費,進而刺激經濟的增長。其次,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措施,增加對低收入人群和地區(qū)的財政幫助,有利于社會的整體穩(wěn)定。第三,增加對基礎建設等的投資,包括對鐵路等的投入要增大,這是拉動內需最為有效的途徑。第四,對農業(yè)來說,加大補貼,促進我國農業(yè)的發(fā)展,提高我國最為廣泛的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有利于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穩(wěn)定。最后,調高個體稅收起點,盡可能降低利息稅,施行大規(guī)模的減稅措施。通過以上的所有措施,我國經濟會在最短時間實現(xiàn)健康穩(wěn)定地增長。

      五、結束語

      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曉媚

      經濟政策能否同科技進步一樣,在經濟增長模型中作為一個參數(shù)?如果可以,這個參數(shù)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說,經濟政策能夠“制造”出多少或多長時間的經濟繁榮?詹姆斯·托賓所著《通向繁榮的政策———凱恩斯主義論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賓先生12年里撰寫的43篇以政策為導向的論文,體現(xiàn)了他的經濟理論思想和政策主張,值得一讀,它會給我們一些啟迪。

      宏觀經濟政策常常是大眾傳播媒介議論的中心。首先,所謂“宏觀”,其實可能“微”到每個人,比如,收入政策,財政政策都可能導致“我的錢有多少要以稅收的形式回歸政府”;其次,制訂政策者往往是權力者,而“權力總是吸引著忠告和批評”,這也恰恰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魅力。凱恩斯主義宏觀政策常常引起熱烈的爭議,不僅因為經濟復蘇帶給它的榮譽,也因為繁榮后的蕭條帶來的困惑。但是,無論如何,凱恩斯主義的宏觀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關于凱恩斯宏觀政策的基本原則,托賓先生概括為:第一原則就是明確地用宏觀經濟政策工具去實現(xiàn)實際經濟目標,特別是充分就業(yè)和國民總產出的實際增長;第二個原則,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是能動的,它能夠對實際觀察到的經濟狀況以及不同政策選擇下發(fā)展道路的設計作出靈活的反應;第三個原則,凱恩斯主義希望確定協(xié)調一致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以實現(xiàn)宏觀經濟目標;第四,凱恩斯主義者并沒有樂觀地認為,需求管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市場,就足以實現(xiàn)名義和實際的雙重目標,即同時獲得充分就業(yè)和價格或通貨膨脹的穩(wěn)定。托賓先生希望并預期,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會出現(xiàn)新的理智的綜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爭論和混亂的辯駁。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將在爭論中不斷地完善和發(fā)展。

      經濟政策在時間選擇上是有“幸運”因素的。某種經濟政策是否會對經濟運行發(fā)生效果,時間或曰“機遇”是很重要的,這也就是某種經濟政策會成為“幸運兒”,嚴格地講,應該是一組政策選擇。政策選擇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國際經濟環(huán)境,主要經濟強國的政策制約,經濟波動周期,經濟政策本身的時效和慣性,乃至選擇或者挑選一種政策組合的能力,等等。而這些,往往會凝集在某一個時點上,這就是政策的時間選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的確“制造”過繁榮,而幸運的是,它的時間選擇。

      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迥異,宏觀經濟政策政策也大相徑庭,對企業(yè)經營和外部融資環(huán)境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影響企業(yè)的投融資。

      (一)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lián)性研究 王風云(2005)等認為經濟波動頻繁的主要原因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頻繁調整。付一平(2005)等通過對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波動之間關系的判斷,描述結構VAR模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和反饋過程,結果發(fā)現(xiàn)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操作過程中體現(xiàn)出了一定程度的相機選擇性和對經濟周期階段的依賴性。而楊召舉(2007)從經濟周期角度考察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貨幣政策不是經濟周期產生的原因,經濟周期也不是貨幣政策變動產生的原因;但貨幣政策變動會對經濟產生影響,劇烈的貨幣政策波動將使得經濟也產生同向的波動。劉士宇(2007)圍繞總需求角度,運用多種時間序列分析方法研究改革以來引起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以及這些沖擊對經濟系統(tǒng)的影響。其分析結果表明:在總需求的三大構成要素中,投資波動是引起我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雖然學者的結論并非完全一致,但本文認為經濟周期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企業(yè)投融資產生了影響。

      (二)經濟周期與企業(yè)投融資行為的研究 基于宏觀經濟環(huán)境,從經濟周期角度解析企業(yè)投融資問題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Altman(1983)發(fā)現(xiàn),在經濟衰退時期,公司更容易陷人困境,經濟增長、股價指數(shù)和貨幣供給量對公司陷人困境的可能性有顯著影響。Bae(2002)以亞洲金融危機為背景,證實宏觀經濟狀況通過銀企關系影響公司財務困境的可能性。Myers & Majluf(1984)分析了不完美資本市場對企業(yè)融資的影響,基于逆向選擇提出了融資偏好理論。沿著此思路,Levy & Hennessy(2007)從管理者利益角度研究了經濟周期中管理者的投融資決策。為避免沖突,管理者多數(shù)持有較多權益,但在經濟收縮時期,管理者傾向于用債務代替權益來維持管理者權益,在經濟擴張時期則正好相反。圍繞經濟周期的變化,許多學者也從實證角度驗證了宏觀經濟政策對公司投融資行為的影響和公司價值的意義(Deangelo & Masulis,1980; Nejad

      malayerz,2002;Korajczyk & Levy,2003;Drobetz et al,2006)。

      (三)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yè)投融資行為影響的研究 我國目前專門針對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對企業(yè)投融資行為影響的研究成果比較少見。一些學者對宏觀經濟因素與企業(yè)投融資的關系進行了描述(王強,2002;原毅軍、孫曉華,2006)。蔡楠、李海菠(2003)認為企業(yè)投融資行為不僅要考慮微觀經濟因素形成的技術約束影響,還要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形成的市場約束的影響,并驗證了宏觀經濟因素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有著顯著影響。Chen等(1986)認為,宏觀經濟因素的變化會影響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即不同公司的股票收益率對于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敏感程度不同。而Beaver(1966)認為,公司的股票收益率越高,其陷入財務困境的可能性就越小。鑒于我國企業(yè)的特征不同,可能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敏感程度不同,企業(yè)投融資行為也不同。王克敏、姬美光、趙沫(2006)的研究表明,宏觀經濟環(huán)境對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有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公司對于工業(yè)增加值和實際利率水平等變化越敏感,就越容易受到弱化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而陷入財務困境。應惟偉(2008)研究認為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經濟增長速度迥異,政府實施的財政貨幣政策大相徑庭,這些對企業(yè)的經營和外部融資環(huán)境產生重大影響,對企業(yè)投資產生顯著影響。這些研究都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是影響企業(yè)投融資政策的重要因素,這對于理解我國企業(yè)的投融資行為具有積極意義。

      (四)企業(yè)投融資行為與企業(yè)價值之間關系的研究 有學者圍繞融資結構對企業(yè)價值的影響進行研究,如劉星、楊益民(2006)以我國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發(fā)現(xiàn)整體樣本融資結構與投資支出顯著負相關,融資結構對企業(yè)投資行為的影響在不同成長機會的企業(yè)中存在顯著差異。郝穎、劉星(2009)的實證研究結論表明,股權融資的依賴程度越大,企業(yè)投資水平對股票市價的敏感性越高;股權融資的依賴程度小,則內部人控制下的企業(yè)投資行為傾向于大規(guī)模擴張。圍繞融資結構對企業(yè)價值影響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債務比率與企業(yè)價值負相關(李洪波、趙宇、楊秀苔,2002;皮毅,2004),股權集中度與企業(yè)價值的關系(Boyle & Eckhold,1997;Frank & Goyal,2003;Hirota,1999;Booth,2001;Harold Demsetz & Belen Vilialonga,2001),研究結論并不一致。

      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tài)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shù)據(jù),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fā)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xù)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qū)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shù)據(jù),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shù)據(jù)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tài)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fā)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诖?,本節(jié)就針對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xù)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qū)、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wěn)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wěn)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lián)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zhí)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yè),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jié)能力;第三,政策的執(zhí)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qū)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fā)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yè)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fā)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jié)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xiàn)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zhí)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yè)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yè)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yè)的資本密集型企業(yè)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yè)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xiàn)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yè)營業(yè)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xiàn),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F(xiàn)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zhí)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fā)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xiàn)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fā)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yè)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y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xiāng)居民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fā)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yè)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xiàn)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xiàn)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fā)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xiàn)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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