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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一級辯護總結范文第1篇

一、新刑訴法對訴訟監(jiān)督的完善

此次刑訴法修正案對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提出了更高要求，檢察機關既是刑事訴訟的參與者，又是司法公正的法律監(jiān)督者，賦予了檢察機關更多的監(jiān)督責任，對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對訴訟監(jiān)督職能的內容和范圍進行完善

檢察機關對刑事訴訟的法律監(jiān)督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刑事立案監(jiān)督、刑事偵查監(jiān)督、刑事審判監(jiān)督、刑事執(zhí)行監(jiān)督。新刑訴法為強化檢察機關的訴訟監(jiān)督職能，擴展了檢察機關訴訟監(jiān)督的范圍，增添了訴訟監(jiān)督的內容。例如，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對死刑復核程序的監(jiān)督。又如，增設了對實施暴力行為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yī)療程序，由人民檢察院對強制醫(yī)療的決定和執(zhí)行實行監(jiān)督。

新刑訴法還在現行監(jiān)督的范圍中新增了訴訟監(jiān)督的內容。例如，為了貫徹刑事強制措施適用中的比例原則，控制和減少審前羈押，立法修改在保留檢察機關審查批準逮捕的職權外，賦予檢察機關在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權。再如，對于新增設的指定居所監(jiān)視居住強制措施，為了保證此種強制措施的正確適用，人民檢察院對指定居所監(jiān)視居住的決定和執(zhí)行是否合法實行監(jiān)督等等。另外，此次立法修改，還注意將刑事執(zhí)行活動全面納入法律監(jiān)督的范圍，并且以加強對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和減刑假釋的監(jiān)督為重點，增添了檢察機關執(zhí)行監(jiān)督的內容，健全了檢察機關執(zhí)行監(jiān)督的制度。

（二）對訴訟監(jiān)督職能的手段和效力進行完善

長期以來，檢察機關行使訴訟監(jiān)督權時，因缺乏監(jiān)督手段或者監(jiān)督效力不明確而影響監(jiān)督的實效。新刑訴法總結了司法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適當增加了訴訟監(jiān)督的手段，明確了訴訟監(jiān)督的效力。如：為落實非法證據排除規(guī)則，新刑訴法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fā)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發(fā)現違法行為是糾正違法行為的前提，要強化檢察機關的偵查監(jiān)督，首先要保證檢察機關的知情權和調查權，因此授權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非法取證行為進行調查核實，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同時，為了改變實踐中監(jiān)督滯后的情況，也是為了保障檢察機關的知情權，以便適時開展監(jiān)督，立法明確規(guī)定有關機關在采取某種訴訟行為或者作出訴訟決定時，要將相關行為或者決定同時告知檢察機關。

此外，針對實踐中監(jiān)督效果不明確的問題，此次立法修改也作了一些補充性、強制性的規(guī)定。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于不需要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并且規(guī)定，檢察機關提出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的建議后，“有關機關應 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又如，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不當的，應當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以內將書面意見送交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的機關，決定或者批準暫予監(jiān)外執(zhí)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后，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審查。

（三）對訴訟監(jiān)督的程序與職責進行完善

新刑訴法強化了檢察機關訴訟監(jiān)督的責任，健全了訴訟監(jiān)督的程序。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法律監(jiān)督機關，不僅依照法律授權承擔追訴犯罪的任務，同時還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jiān)督。因此，檢察機關應當妥善處理好肩負的訴訟職能和訴訟監(jiān)督職能，而不能僅僅把自己看做是控方。新刑訴法注意強化了檢察機關履行訴訟監(jiān)督職能方面的責任。例如，為維護辯護人的合法權益，保證辯護人依法履行職務，新刑訴法第47條規(guī)定，“辯護人、訴訟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或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新刑訴法維護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監(jiān)督專門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辦案，實現程序正義，如根據該法第115條規(guī)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利害關系人對于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訴訟中有違法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對受理申訴或者控告的機關處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此外，新刑訴法還健全了檢察機關訴訟監(jiān)督方面的程序，特別是檢察機關審查批準逮捕的程序，如第86條第2款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二、樹立監(jiān)督意識，發(fā)揮法律監(jiān)督職能

為貫徹落實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切實發(fā)揮法律監(jiān)督職能，需要我們檢察機關轉變觀念，牢固樹立法律監(jiān)督意識。

（一）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意識。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訴訟權利，特別是對辯護權的保障。充分通過發(fā)展國家經濟、推動民主法治、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提升司法人員素質、優(yōu)化辦案程序、技術和裝備等方式來實現，而不是在法律上回避“保障人權”。

律師一級辯護總結范文第2篇

一、英國刑事審前程序的發(fā)展趨勢

英國專家介紹了英格蘭及蘇格蘭地區(qū)刑事審前程序的發(fā)展趨勢，指出下列發(fā)展趨勢將對英國未來的刑事訴訟制度產生決定性影響。

（一）注重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的平衡

近年來，英國刑事司法體制面臨嚴峻挑戰(zhàn)：犯罪率在近二十年來大幅攀升；犯罪形式不斷變化，英國為打擊吸毒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犯罪耗費了大量的人、財、物；犯罪更加隱蔽，經濟領域犯罪尤為突出；恐怖犯罪引起公眾的極大憂慮。上述現象使犯罪控制模式自然得到相應的支持。

同時，英國《1998年人權法案》的通過促使保障人權意識得以高揚，該法使《歐洲人權公約》所規(guī)定的大部分自由及權利得以在英國國內適用。英國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直接援引公約的規(guī)定。被控者常常援引《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所規(guī)定的“在合理時間內”交付審判的權利質疑刑事訴訟程序的拖延問題。而蘇格蘭法律嚴格規(guī)定了刑事訴訟期間，在約300年以前，蘇格蘭法律就規(guī)定被控犯有重罪并被羈押者享有自被起訴之日起110日內交付審判的權利；此外，五年前其法律又規(guī)定未被羈押的被告享有被起訴之日起12個月內交付審判的權利。但是，這些期限只有在將被告送交審判的決定作出之后才能適用，這樣，刑事訴訟的嚴重遲延有可能發(fā)生在對被告人作出起訴決定之后。

被告若以合理時間內交付審判的權利受到侵害為由提出異議，蘇格蘭法院直到最近仍然認為對刑事訴訟中不合理遲延的唯一救濟就是終止訴訟程序，如里托訴皇家律師案（Little v H.M.Advocate 1999 SCCR 625）及麥克奈起訴皇家律師案（Mc Nab v H.M.Advocate 2000 SCT 99）。但是，蘇格蘭法院最近對某個案件的判決表明它將來會改弦更張。與英格蘭上訴法院最近對某案的裁定相一致，蘇格蘭法院對該案的裁定認為：不合理的訴訟遲延并不必然終止訴訟程序。對于其在合理時間交付審判權利受到侵害的被告提供的救濟是：如果審理法院最終判決被告有罪，那么，該程序上的遲延應當作為量刑時應予以考慮的因素，這與歐洲人權法院的實踐相一致。如果被告最終被作出無罪判決，那么，被告可以要求賠償損失。

上述問題尚待權威部門最終解決，這反映了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的沖突與平衡。此外，英國在沉默權問題上也存在這兩方面的沖突與平衡（詳見沉默權問題部分）。

（二）追求刑事訴訟的效率

在刑事審前程序中可以利用多種途徑提高訴訟效率，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刑事案件庭審前準備程序，該程序旨在確定控辯雙方的爭點，以便確定案件是否開庭審判或以什么程序進行審判。

在蘇格蘭，《1995年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控辯雙方有義務在庭審前就證據問題達成協議。該法第148條也強調了該義務，規(guī)定庭審前舉行聽審，聽審的目的旨在確定是否需要開庭審判。聽審程序中，法官應查明控辯雙方對案件所作的準備情況，被告是否仍然堅持作無罪辯護及雙方對達成證據協議義務的履行程度。

在英格蘭，《1996年刑事訴訟與偵查法》第39條及第40條規(guī)定了庭審前聽審程序，法官可以在聽審中就證據可采性問題及與案件有關的其它法律問題作出裁決。但是，其成文法中并未規(guī)定蘇格蘭法律所規(guī)定的控辯雙方就證據問題達成協議進而在庭審前縮小雙方分歧的法定義務。

提高刑事訴訟效率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證據展示程序（詳見證據展示問題部分）。

英國專家認為，上述著眼于提高刑事訴訟效率的措施，是對“對抗式”訴訟程序的挑戰(zhàn)。盡管英格蘭及蘇格蘭刑事訴訟仍然以審判程序為中心，但它們日益強調由法官主持重點突出的庭審前準備程序。

（三）加強被害人權益的保障

英國專家認為，當今英國支持被害人、強化被害人權益保障運動的興起，反映了英國刑事訴訟中作出重要決定時未能充分考慮到被害人利益的現實。在英格蘭和蘇格蘭，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并無特殊地位，被害人可能會充當控方證人，從總體上看，被害人權益尚未得到正式承認。

在蘇格蘭，盡管起訴符合證據標準，但公訴人可以以起訴不符合公共利益標準而作出不起訴決定。此外，公訴人可以接受被控者的有罪答辯而對其降低指控，或者對被控者處以罰金，也可以將案件移交給其它公共部門（如社會工作部門）處理。作出上述決定時，并未考慮被害人的利益，一般也未將處理決定告知被害人。同樣，對于保釋問題存在相似情況，對被控者是否保釋不必聽取被害人的意見，法律規(guī)定，對被控者作出保釋的決定也不必通知被害人。英國專家認為，被害人有權從控方獲取更多的信息，至少對涉及他的案件，就控方所作的重要決定擁有知情權。英國專家指出，在英國現有的刑事審前程序框架內，難以實現被害人進一步參與案件的要求。畢竟由被害人直接決定是否起訴是不正確的，因為起訴決定應當基于社會整體利益而非被害人利益。對被控者的保釋決定應當基于《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關于自由權的規(guī)定，而非僅僅從被害人利益出發(fā)。

二、英格蘭及威爾士警察偵查行為規(guī)則問題

英格蘭及威爾士警察偵查行為由《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加以規(guī)定，該法與《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執(zhí)行守則》共同規(guī)制警察的偵查行為。該法并不影響所有公民均有義務協助警方預防犯罪及查獲犯罪人的原則。公民的協助義務屬于公民義務而非法律義務，但也存在個別例外，如在偵查嚴重詐騙案件時，拒絕回答警察詢問將構成犯罪?！?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將警察偵查行為劃分為五類：（1）攔截并搜查人員及車輛；（2）搜查房屋及扣押財產；（3）對犯罪嫌疑人羈押、處置及詢問；（4）對有關人員進行身份識別；（5）在警察局對犯罪嫌疑人訊問時進行錄音。此外，盡管皇家檢察署負責證據展示，但準備有關需要展示的證據材料仍應由警察負責。

警察在執(zhí)行逮捕前有權詢問犯罪嫌疑人。在此階段須告知犯罪嫌疑人他們尚未被逮捕（羈押），他們有權離開。他們有權委托律師進行法律幫助（免費）。警察應告知犯罪嫌疑人不必自證其罪，該告知稱為“告誡”，其內容為：“你無須講任何事情。但如果在警察的詢問中你不說明你以后在庭審中所依靠的問題，那么這會損及對你的辯護。你所講的可能會成為庭審中的證據使用?！备嬲]旨在提醒被控者，他們正在接受調查，他們所講的有可能成為庭審中的證據使用。

《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規(guī)定了被控者在受到逮捕時的權利：（1）如被逮捕者為外國人，應立即通知其本國的使領館；（2）如果其需要翻譯，則應立即為其聘請翻譯；（3）如果其為未成年人或者系精神病人、智力低下者，那么，應為其聯系一名適當的成年人并請該成年人前往警察局。該成年人為被訊問者提供建議，并監(jiān)督訊問過程是否適當、公正，他要協助與被訊問者的交流，并對被羈押者提供幫助。警察訊問時該成年人應當在場，除非該成年人不在場，而警察推遲訊問又會造成被訊問者損毀證據、傷及他人、使未被捕的同案犯逃跑或妨礙追贓。但是，上述情況的可能性一旦消除，則應立即停止該成年人不在場時的訊問；（4）被控者或被逮捕者到達警察局后，有權享有免費法律咨詢，并通知他所指定的人其羈押的地點。在被控者或被逮捕者得到法律咨詢或通知他所指定的人羈押地點之前，警察一般不得對其進行訊問。

英國專家介紹了警察五種偵查行為的行為規(guī)則：

1.攔截和搜查

警察在搜查后應制作搜查筆錄，由搜查人員簽字。

2.搜查房屋及扣押財產

警察應向治安法官申請搜查令狀，并需提出申請理由，治安法官簽發(fā)搜查令狀須認為存在合理根據。除非有礙搜查目的，否則警察須在適當時間進行搜查。搜查時，房主有在場權。

3.對犯罪嫌疑人的羈押、處置及詢問

被逮捕人被帶至警察局后，相應的證據應由逮捕警察移交給羈押警官，后者通常為一級警督級別的警官。羈押警官應當確定繼續(xù)羈押被逮捕人對于保存證據或者通過訊問獲取證據是否有必要?！?984年警察和刑事證據法》要求對被逮捕者作出筆錄，繼續(xù)羈押的理由也應記入筆錄。被羈押人有權享有免費法律咨詢，并有權通知指定的人其已被羈押及羈押的地點。如果被逮捕人因為嚴重可捕罪，如叛國、謀殺、、綁架、未滿13歲之女童等，則其上述權利可被停止行使。批準暫停被逮捕者上述權利的警官應當在此人被帶入警察局時由羈押警官所作的原始羈押筆錄中記載作出此決定的理由。對被逮捕人的羈押期限一般不能超過24小時。羈押6小時后應進行首次審查，此后9小時后再次審查。對于犯嚴重的可捕罪者，可以由警長決定將其關押36小時。到時如需延長羈押期限，必須將犯罪嫌疑人帶到治安法官面前，由治安法官決定是否繼續(xù)關押。治安法官在作出延長羈押期限的決定時，必須有律師在場。對被逮捕人的羈押期限最多可達96小時，但法院必須每24小時審查一次，作出是否再延長的決定，直到延長至96小時。

4.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識別

警察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身份識別有以下四種方法：（1）列隊識別。犯罪嫌疑人同意方可進行。由一名與偵查無關的身份識別警官安排8名與犯罪嫌疑人有相似體貌特征者列隊，對該隊列應當錄像或拍攝彩色照片；（2）群體識別。該識別方法是讓被害人或證人識別混入一群人當中的犯罪嫌疑人。該方法可在犯罪嫌疑人同意與配合下進行，若他不同意參加列隊識別，負責識別的警官可根據情況安排群體識別。群體識別應當錄像或拍攝彩色照片；（3）錄像識別。身份識別警官可向證人放映犯罪嫌疑人錄像，錄像中應當包括與犯罪嫌疑人具有相似體貌特征的另外8人；（4）當面識別。以上三種識別方法無法使用時采用。以上四種識別方法要記入筆錄，識別時應有律師在場。

5.在警察局訊問犯罪嫌疑人時的錄音

一旦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必須錄音。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有權免費得到訊問的錄音帶。警察偵查行為合法性由法官進行審查，如果警察偵查行為沒有遵守《1984年警察和刑事證據法》及其《執(zhí)行守則》，那么，如果法官認為采納警察所取得的證據不利于司法公正，應當將該非法證據予以排除。

三、警察秘密偵查問題

對于犯罪，如果警察根據以往偵查經驗，認為通過常規(guī)偵查手段難以取證，在此情況下，警察可以使用便衣警察、線人、直接監(jiān)聽或侵入式監(jiān)聽等秘密偵查方式。在2001年《偵查權力規(guī)則》中，規(guī)定了這些秘密偵查方式。

1.便衣警察

便衣警察不得設警察圈套誘使他人犯罪。只有當犯罪以常規(guī)偵查手段無法獲取必要證據時，才可作出使用便衣警察的決定。便衣警察取得的證據必須是確實的。通常要將便衣警察與犯罪嫌疑人之間的談話進行秘密錄音。在偵查及庭審中，便衣警察的人身面臨很大威脅，當便衣警察出庭作證時，檢察官通常要求法官準許便衣警察匿名作證。有時便衣警察可以在屏風后作證。

2.直接監(jiān)聽

當警察需要采取有計劃的直接秘密監(jiān)聽時，應當由職務不低于警察局長的警官書面批準，并應當確定監(jiān)聽的時間。

3.入侵式監(jiān)聽

《偵查權力規(guī)則》規(guī)定可以在住宅及車輛中秘密安放技術裝置，這種偵查措施叫作入侵式監(jiān)聽。批準入侵式監(jiān)聽者應為主管警官，他還需要一名監(jiān)聽委員會委員的核準，該委員通常由退任的高級法官擔任。入侵式監(jiān)聽關系到被監(jiān)聽者的隱私，因此適用的犯罪應當為最嚴重的犯罪。《偵查權力規(guī)則》禁止泄露任何有關進入方法、安放技術裝置的具體方法和地點的描述。

4.線人

使用線人應當慎重，應保證其人身安全。禁止線人誘發(fā)他人的犯意。

四、律師在刑事審前程序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護

辯護律師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是偵查階段的重要參與者。嫌疑人有權在被捕后立即通知自己的律師，并在整個羈押中都有權接受法律咨詢（只有個別的例外情況）。嫌疑人不僅有權在被捕后被告知被捕原因，而且在審訊前有權通過律師了解證據或案件的具體情況。嫌疑人有權在整個訊問期間保持沉默。律師有權在訊問過程中一直在場，嫌疑人有權中斷訊問，要求私下尋求律師的意見。在偵查階段，有辯護律師在場并介入是嫌疑人權利的重要保障。

英國自1948年起就建立了相當完善的法律援助體系。對嫌疑人的咨詢，傳統上是由私人執(zhí)業(yè)辯護律師網承擔，其經費來源于國家，但有時也來源于個人。1984年，隨著“義務辯護律師服務”的出現，這一體系發(fā)生了重要變化，首先，警方或其他調查機構拘留的人都有權在拘留期內自行選擇辯護律師并享受免費法律咨詢；其次，在沒有辯護律師或自己的律師不能提供服務時，嫌疑人可以享受免費法律咨詢。這一點不僅給嫌疑人帶來好處，也給警方和國家?guī)砗锰?。因為這意味著調查程序不會因為嫌疑人所選的律師當時不能提供服務而被推遲。這一點也被稱為“義務律師服務”。提供此項服務的律師基本上也是同時提供私人律師服務的私人從業(yè)人員。在地方上，律師成立小組隨時向當地羈押的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

提供公共經費極為重要，因為超過90%的辯護服務開支由國家支付。嫌疑人的權利不限于有權自行選定律師，但很少有人能支付這筆開銷，絕大部分人還得依靠公共經費網。吸引誠信度高、能力強的律師從事這項工作，對法律程序中的所有人當然都十分重要。為此，報酬不能與他們的水平不成比例，但也不可能與商業(yè)性活動相比。存在的問題是，從事刑事辯護的年輕律師的收入遠比不上商業(yè)領域從事律師事務的律師，也比不上檢方律師，這說明缺乏正常的職業(yè)結構。這不可避免地將導致從業(yè)人員年齡老化，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事務所難以招到新人等問題。

五、英國的沉默權問題

英國學者指出，在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士，沉默權規(guī)則是刑事訴訟程序的一般規(guī)則，被控者無論在審判前階段，還是在庭審階段，都有權保持沉默，拒絕回答司法官員對其提出的問題?！稓W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第二款也規(guī)定了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英國在沉默權問題上一直存在較多爭論，沉默權在英格蘭并非絕對權利。從歷史上看，英格蘭對沉默權一直存在限制因素，犯罪嫌疑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實際上也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有所變化。英格蘭根據當前的犯罪情況及打擊犯罪的需要對沉默權作出了調整。其中，《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對沉默權規(guī)則作了較大改革。這種變化體現于該法第34、35、36、37條。具體變化是：在某些法定情況下，被告人的沉默權將會對他的辯護產生不利影響，因為法庭或陪審團可以作出對其不利的推論。英國學者認為沉默權問題存在著犯罪控制與正當程序兩者間的沖突。但是，蘇格蘭的法律沒有上述類似規(guī)定，在蘇格蘭不得因為被告拒絕回答警察所提出的問題而作出對其不利的推論。不過，英國專家認為，蘇格蘭的實踐令人質疑，因為警察訊問時，律師不在場。從警察報告分析，因訊問時律師不在場，致使許多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如果律師在場，這種情況會有所改善。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不僅在于沉默權，而且還應有其他的程序來加以保障。

在今年的一起酒后駕車案中，應當事人的請求，法院對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利的范圍作了限制。在該案（斯多特訴布朗案2001 SCCR 63）中，公訴人想采用警察根據《道路交通法》第172條規(guī)定所收集的證據。該條規(guī)定要求機動車輛的登記用戶必須向警方提供車輛在特定時間由何人駕駛的證據。同一條還規(guī)定，如果拒絕回答上述問題則有罪。本案的問題在于，警察利用上述規(guī)定從犯罪嫌疑人處獲取了指控其犯罪的關鍵證據，亦即被告人是在如果不回答警察提出的問題則會被指控有罪的威脅下向警察作陳述的，而公訴人試圖依靠被告人的這些陳述作為指控犯罪的證據。蘇格蘭高等法院裁定，公訴人提出的證據是犯罪嫌疑人受到了如果不作陳述就會被起訴的威脅時所作的陳述，這與被告的權利不相容。公訴人提出上訴，樞密院司法委員會予以支持。

值得關注的是，高等法院是如何處理《公路交通法》和《歐洲人權公約》第六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之間所存在的明顯沖突的。根據法院的觀點，解決《公路交通法》與公約的矛盾必須權衡被告人的利益與其他的合法利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不屬于優(yōu)先于所有其他考慮因素的“絕對”權利，如果有令人信服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充足理由，就可以限制這一權利，處理酒后駕車犯罪時必須考慮公共安全利益就是基于該理由。

在英國，對布朗訴斯多特案的判決，有人表示贊同，有的則給予批評。應當指出，英國法院最終采取了優(yōu)先考慮打擊犯罪而不是嚴格解釋個人權利的立場。

英國學者認為，1994年對沉默權的限制是英國打擊嚴重經濟犯罪及恐怖犯罪經驗的總結。相比而言，1994年的限制比其它法律更加溫和。1996年以來，歐洲人權法院針對《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對沉默權所作的限制作出了重要決定，其中最重要的判例為莫里訴英國案。歐洲人權法院認為，犯罪嫌疑人在某些情況下對警察的提問保持沉默，法庭或陪審團對其作出不利推論是符合《歐洲人權公約》規(guī)定的。歐洲人權法院也裁決《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符合公正審判原則。另一個重要判例為康克利訴英國案，針對該案，歐洲人權法院雖然批評了英國對沉默權的限制，但并未質疑《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的原則。該案的問題在于，庭審法官對于被告人保持沉默一事并未向陪審團作出正確指示。英國上訴法院在審理該案時承認該案法官未作正確指示，但并未推翻原判決。英國專家認為，歐洲人權法院對該案最關注的是在原審及上訴審中，法官未向陪審團作正確指示所產生的問題。英國司法界人士對歐洲人權法院的非議感到驚訝，認為該非議等于說英國法官未能正確適用英國法。英國專家也認為《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的精神，并且歐洲人權法院總體上認為1994年英國對沉默權所作的限制無可指責。來自英國皇家檢察署的專家認為，1994年對沉默權所作的限制實際上并未給英國刑事司法帶來很大變化，至少對檢察官是如此。他強調兩點，首先，檢察官不會是因為犯罪嫌疑人沉默而對其提起公訴；其次，《1994年刑事審判與公共秩序法》公布后，作出陳述的犯罪嫌疑人比以前更多了。在英國，受到詢問時保持沉默者不到5%.

六、英國刑事證據展示制度

在蘇格蘭與英格蘭、威爾士，關于審前證據展示的規(guī)定是不同的。蘇格蘭在法律上并沒有進行證據展示的專門要求，而從1996年開始，英格蘭和威爾士在法律上對證據展示就有明確要求。但是，不論在蘇格蘭還是英格蘭和威爾士，其關于證據展示內容實質上都是為了保證公正審判的權利，這也是《歐洲人權公約》的一項內容。而且，眾所周知，《歐洲人權公約》的此項內容是根據愛德華訴英國這一案件而來的，該案的判決認為在控辯式的刑事訴訟體制下，如何保證控辯雙方享有平等武裝的權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根據歐洲人權法院的有關規(guī)則，要求控方在開庭前把所具有的一切關于辯方的證據都進行開示。歐洲人權法院在這一問題的規(guī)則中還包括以下兩個重要的內容：其一，此規(guī)則主要是為了保證公正審判，所以，證據展示的原則不是對雙方來講的，而是對控方來說的，因為公正審判（尤其是在審前），主要是對控方來說的；其二，歐洲人權法院規(guī)定控方應向辯方出示所有的重要證據，但對于什么是重要的證據由控方自己決定。

（一）英格蘭、威爾士關于證據展示的具體做法

1.證據展示階段警察的作用

律師一級辯護總結范文第3篇

關鍵詞：污點證人 豁免制度 構建

中圖分類號：D9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4）02-0319-01

污點證人豁免制度起源于17世紀后期的英國，逐漸被許多國家采用，并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聯合國多個公約中得到確認，成為了一項國際通行的司法準則?！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條和第五十條，首次將 “尊重和保障人權”和“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寫入刑事訴訟法，這既是與我國簽署的國際公約接軌，同時也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理念發(fā)生了巨大的轉變，為我國建立證人豁免制度夯實了法律基礎，本文旨在從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及如何在我國構建該制度兩方面作以探討，以期拋磚引玉，推動我國構建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進程。

一、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概述

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是指污點證人積極主動或消極被動地作證后，司法機關就該證詞所涉及到的污點證人自身的犯罪行為不予追究或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不會以其提供的陳述以及該陳述為線索發(fā)現的其他證據作為追究其犯罪的證據使用。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未規(guī)定污點證人刑事豁免權制度，但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著污點證人豁免的司法行為。這實際上是對污點證人不愿意自我歸罪之動機和法律規(guī)則缺位的無奈默認。[1]

1.污點證人特征

污點證人的特征首現表現在其是犯罪活動的參與者，這一點使得污點證人與普通證人有著顯著的區(qū)別，普通證人即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人，指的是案件當事人之外了解有關案件情況的人。[2]其次是該犯罪嫌疑人罪行相對較輕。

2.污點證人豁免的性質和類型

污點證人作證豁免是司法權主體為了取得污點證人證言而進行的一種司法交易。[3] 是“以犧牲小公正換取大公正，同時又能保證和提升刑事司法效率的一項積極措施。”[4]

根據對污點證人豁免的范圍，從美國聯邦及各州的法律規(guī)定以及美國的司法實踐來看，豁免主要有三種類型 ： （1）罪行豁免。這是指不得對被豁免的證人在其提供的證言中涉及的任何犯罪事實進行的豁免形式；（2）證據使用豁免。這是指被豁免的證人提供的證言或任何根據該證言而獲得的信息不得在隨后進行的任何刑事訴訟中用作不利于該證人的證據的豁免形式；（3）非正式豁免。這是指不采用法律規(guī)定的豁免，而由檢察官作出不決定以換取證人提供證言的豁免形式。[5]

二、構建我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具體設想

從構建證人豁免制度類型上考慮，結合我國司法實踐和具體國情，筆者認為應以罪行豁免的方式為宜，因為在我國如果引用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可能使相關當事人涉及到的某些隱匿罪行被控方發(fā)現，在沒有明確法律規(guī)定豁免其罪行保障的前提下，當事人就必然會有怕被追訴的顧慮而不愿積極主動全面配合控方以偵破和追訴更大的犯罪行為。而非正式豁免程序由于沒有明確具體的立法條文，在司法實踐中更容易導致司法腐敗。

從合法性和科學性角度考慮，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構建和完善。

1.我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適用范圍

1.1案件類型的適用范圍

以新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規(guī)定的證人保護程序中有關案件的限制范圍為參考，結合我國刑法分則關于刑期規(guī)定的規(guī)律和司法實踐，筆者認為，宜將案件范圍限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重大貪污賄賂犯罪、犯罪等主犯或者首要分子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以及其他影響重大、對社會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可以適用證人豁免；其次，適用污點證人豁免應以控方確定不能或極為困難取得證據為前提?！?/p>

1.2污點證人的適用范圍

污點證人的選用應以在犯罪中處于次要地位的犯罪分子如從犯、脅從犯、幫助犯等罪行相對較輕且愿意積極配合控方的涉案人員中選用，如果是控方事先安排的隱匿身份參與偵查的特情類人員應優(yōu)先適用。

2.我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適用程序

污點證人豁免程序在司法實踐中主要涉及該程序的啟動權和審查權問題。筆者認為啟動權應由及時掌握案件偵辦進展情況的偵查機關負責，審查權則由負有監(jiān)督職責的檢察機關負責。

在刑事案件偵破中，偵查機關一旦碰上案件取證特別困難且案情復雜、重大的，就應該適當考慮啟動污點證人作證豁免程序，發(fā)掘符合條件的污點證人，對于符合條件的關鍵證人由于各種心理顧慮而拒絕作證的情況，可以書面告知其如果配合作證，自身的問題可以申請豁免令。污點證人一旦同意申請豁免令，由偵查機關向同級人民檢察院申請豁免令，同級人民檢察院再報上級人民檢察院批準，對重大案件應報省級人民檢察院批準。檢察機關一旦簽發(fā)豁免令，該豁免令對其轄區(qū)內各級人民檢察院部門生效，部門將對該污點證人的行為作出不處理，其行為不再被追究。

如果案件涉及貪污、賄賂、瀆職等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證人豁免程序可以仿效刑訴法規(guī)定的自偵案件審查逮捕權上提一級的做法，即檢察機關對自偵案件啟動證人豁免程序應報上一級檢察機關審查批準。

3.我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相應配套機制

任何法律制度都不應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存在必須依靠一系列與之配套的措施和保障制度的支持，同樣在建立污點證人豁免制度的同時，應有相應的配套機制予以實施。

一是制定污點證人懲戒制度。污點證人豁免程序啟動后，證人負有如實作證的法定義務，一旦證人不履行，控方有權利采取相應的法律手段。首先，可以采用強迫作證的方式，司法機關可以采取罰款等相應的民事強制措施，情節(jié)嚴重的可以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其次，對于不如實作證的污點證人可以追究偽證罪；最后，證人作證豁免的內容不包括證人證詞中與提問無關的回答內容所描述的行為，豁免的效力不及于證人故意隱瞞遺漏的部分。

二是嚴格適用補強證據規(guī)則。僅有污點證人的證言不得對被告人定罪處罰，只有在其他證據予以佐證的情況下，污點證人的證言方可采信，以確保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鏈條完整性并能夠互相印證、互相關聯，使刑事案件辦理符合真實性、客觀性、公正性、合法性。

三是完善污點證人辯護制度。污點證人在交易中往往會受到來自各級司法機關的無形的壓力而影響其權利的行使，同時也不排除有被強迫的非法情況發(fā)生，因此為避免“司法交易”黑市，應讓律師等辯護人介入，在確定污點證人后，及時讓辯護律師或其他辯護人了解污點證人作證豁免的權利義務事項，必要時應實行法律援助制度，一方面行使辯護職能另一方面行使保護、監(jiān)督職能，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控方做其思想工作，從而有利于污點證人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辦理相關案件。因此，應及時完善污點證人辯護制度并寫入刑事訴訟法，確保司法機關啟動該程序時保障證人的合法權益且使該程序公正、透明。

四是建立污點證人特殊保護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二條對證人保護有了明確的規(guī)定，但相對于普通證人來說，污點證人應該受到更多特殊的保護，應建立健全專門針對污點證人的特殊保護制度，可從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選擇性地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完善：

1.不公開真實姓名、身份、家庭住址和工作單位等個人信息；

2.不暴露外貌、真實聲音等出庭作證措施；

3.不詳細宣告作證經過和污點證人所參與犯罪的情況，采取多種方式達到隱秘證人身份的目的；

4.污點證人作證在依法監(jiān)控的前提下采取保密性措施，禁止與辦案無關的其他司法工作人員和特定的人員接觸污點證人及其近親屬；

5.如果暴露了污點證人的身份，就應該對其人身和住宅采取專門性保護措施，必要時予以整容和依法另行提供隱匿身份及住址；

6.結合案件情況，對污點證人豁免后的生活、工作情況予以合理安置，一定程度上解除其后顧之憂。

總結以上所述，雖然污點證人豁免制度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對于西方國家的污點證人豁免制度一定要一分為二地加以判斷和吸收，不能不加分析全盤引進。[6]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在我國是一個新生事物，需要在實踐中探索經驗，司法改革尤其是制度和程序改革，往往應是理論先行，設定試行范圍和區(qū)域，逐步推開。確立中國式的污點證人豁免制度，就要在借鑒中做出符合中國國情和司法實踐的嚴格限制，減少其弊端，促進刑事訴訟多項價值目標間的協調實現。

參考文獻

[1] 王進喜.刑事證人證言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

[2] 劉玫.《刑事訴訟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

[3] 陳敏.英美法中拒絕自證有罪的權利[A].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4] 周國均，姚莉，倪愛靜.《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構建[J].人民檢察，2005.

律師一級辯護總結范文第4篇

三條船保函于2007年4月開出，到期日分別為2009年7月、12月，2010年4月；2009年船廠沒有按照合同規(guī)定的最后交船期對外交船，買賣雙方就船東是否有權撤銷合同以及船廠是否有賠付義務進入仲裁程序，2009年末，J銀行遵循國際慣例，向外方承兌預付款退款保函退款責任，經多次協調，分6次向船東劃轉預付款退款并承擔延付罰息。2011年4月經倫敦仲裁庭裁定船廠敗訴，承擔100%的賠款責任，2011年11月船廠終因22.4億元的債務申請破產保護。J銀行對該筆保函陸續(xù)墊款（本金+利息）約7，000萬美元，最終認定損失類資產。

同年，J銀行發(fā)訟，分別商和船廠，凍結其他相關賬戶，進行不良資產盤活。但資產盤活終因商無實質資產、土地重復抵押和在建船變賣因船市低迷而變的遙遙無期。由此對境內關聯方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1、銀行出現上億不良資產，上一級行全面停止J銀行船舶融資增量業(yè)務的辦理，存量客戶后續(xù)業(yè)務無法進行，客戶流失，業(yè)務驟降；船舶風險發(fā)生，在同業(yè)間產生較大影響，份額急速下降，占比下降16個百分點；風險評級降低，J銀行費用減少，全員工資費用受到一定影響。

2、船廠作為當地老牌企業(yè)，訂單危機，融資渠道斷裂，最終破產，外部債務人多達397戶，對當地經濟影響較大。

3、商融資信譽降低，整體業(yè)務下滑，凍結相關賬戶，企業(yè)運營困難。

反思“J銀行”如何將一個風險相對較低的船舶保函業(yè)務形成現實不良，無論從產品定位、業(yè)務關聯方的認識、監(jiān)管方案的制定與執(zhí)行至整個事件，值得深刻總結。

一、基本情況介紹

（一）境內關聯方基本情況

商：主營糧油食品、五金礦產、輕工工藝、機械電子等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和國際招標以及現代倉儲物流公司，年進出口總額3，000萬美元，無不動產資產，系一家中小型商貿公司，沒有船舶出口經驗。

船廠：前身為一家國有老船廠（拆船），2001年在由張惠忠出資578萬元收購，2002年投產3，000萬完善造船設施和規(guī)范改造，2004年投入4，000多萬建兩座船用臺，購置了100噸龍門吊，正式成立造船廠。主營船舶與海洋工程修造為主的民營企業(yè)，總投資1億美元，建造能力為30萬噸級以上大型船舶的建造，但沒有3萬噸船舶的建造經歷。

J銀行：系一家國有商業(yè)銀行，2005年該銀行與當地一家大型國有進出口公司合作擬3條船舶建造出口業(yè)務，前期經過大量的調研和方案設計，最終完成項目可行并報上一級行審定，恰逢當時南方某地船舶出口出現風險，上一級行鑒于J銀行地處內陸，尚不具備船舶建造監(jiān)管能力和船舶融資業(yè)務經驗，未審批通過。后來該業(yè)務由當地某股份銀行承辦，業(yè)務整體執(zhí)行順利未出現風險。2006年該國有商又獲得船舶出品訂單，仍欲與J銀行合作。J銀行外匯業(yè)務自2005年快速增長，但因地處內陸，外匯資源稀缺，擬通過船舶融資業(yè)務作為其戰(zhàn)略產品，創(chuàng)品牌，增收入。因此，經積極爭取，最終于2006年下半年，辦理首筆船舶保函業(yè)務。由此該行船舶融資業(yè)務進入高峰期，截止2010年，共辦理船舶出口41條，累計實現收入1億元人民幣，成為當地船舶融資業(yè)務領頭行。

（二）船舶業(yè)務基本情況。船舶建造具有建造期長，資金量大，關聯方多和業(yè)務流程復雜的特點。

1、建造期長，一般建造期在13個月以上，有些甚至長達2年之久。

2、資金需求較大，根據船舶類型、噸位等單船造價有所不同，少則上千萬美元，多則上億美元。

3、涉及國內外客戶較多，包括境內商、船舶建造方、銀行；境外船東、銀行，有些還涉及船舶建造監(jiān)理等。

4、業(yè)務流程較為復雜，前期合同簽訂、保函開立、中期預付貨款資金監(jiān)管使用、保函執(zhí)行貸后監(jiān)管、船廠監(jiān)理等。

針對其特點，對各關聯方要求也有所不同：對于國外船東來講，由于船舶建造涉及資金較大，基本是以預付款的形式進行，預付款比例20～80%不等，因此船東購置資金需求巨大，要求其具有一定的資金實力和融資能力。

對于船廠來講，不但需要一定的建造能力（船臺、船塢；專業(yè)的技術工人等），更是一個資金密集和勞力密集的行業(yè)，為此要求船廠必須具備一定的建造實力、較好的履約能力。

對于商來講，具備豐富的船舶經驗，掌握境外船東資信和船廠資質是船舶融資業(yè)務的關鍵點。同時，自身具有較好信譽、具有一定資產保證是銀行信貸業(yè)務的基本保障。

從銀行方面來看，由于船舶融資具有高回報的特點，體現的是專業(yè)性和高回報。首先是熟悉保函國際慣例和相關法律，掌握保函文本條款，保證各項內部嚴密性，確保條款不出現風險。具備船舶建造基本知識，掌握建造整個流程，了解資金使用結點，并做好日常監(jiān)管工作，保證資金使用及時到位，有效規(guī)避違約風險；其次是船舶保函具有較高的回報，包括預付款結匯收入、保函收入、國際結算收入以及帶來的存款收益等，對銀行具有較大吸引力。

（三）船舶融資基本風險點

1、船舶建造期適逢歐洲經濟危機，船東在資金短缺的情況，會出現棄船風險，那么保函條款瑕疵和船廠建造進度等都會成為船東合理棄船的理由。

2、船廠逐利盲目簽訂單，造成訂單過多，在建造能力有限情況下，挪用資金，不能按期交船，出現違約。特別在船市低迷時，船舶變賣價格將對船廠后續(xù)建造資金造成巨大壓力。

3、人民幣升值預期，與船廠串通，惡意違約。如2007年結匯時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7.8，而2009年購匯時匯率6.8，以單船價格計算，一條船舶僅匯差收益達3，000萬元人民幣，對于資信較低、逐利的雙賣方是巨大的誘惑。

4、貸后監(jiān)管缺位，出現明確違約痕跡，為船東棄船創(chuàng)造機會。如資金使用未按結點提前結匯，造成船廠挪用資金；資金審核不嚴，未按保函條款約定變更發(fā)動機型、鋼材等用料要求，而為船東棄船創(chuàng)造機會。

二、內部控制缺陷分析

（一）產品戰(zhàn)略定位失誤。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形勢惡劣，船勢走低的現狀，未及時調整業(yè)務發(fā)展和產品戰(zhàn)略，盲目樂觀，影響深遠。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波及歐洲，爆發(fā)金融危機，導致國際航運市場節(jié)節(jié)萎縮，2008年9月開始，眾多船廠都有訂單被取消的情況發(fā)生，行業(yè)開始走下坡路。而J銀行仍對船市仍持樂觀態(tài)度，認為造船市場賣方格局短期內仍將持續(xù)，預計造船行業(yè)的景氣將至少持續(xù)到2010年；為此，在2008年新辦理船舶出口12條船，仍依靠船舶保函作為外匯主要指標和收入的支柱產品，那么在船舶保函出現風險，在沒有其他產品和客戶資源的前提下，對該行的業(yè)務沖擊是不言而喻。

同時，由于產品定位不明確，保函墊款資金將占用J銀行信貸規(guī)模，在現行信貸規(guī)模緊缺的情況下，勢必造成所需資源缺失，加大了資本成本，減弱了市場競爭力。

（二）風險管理缺失

1、評估盲目樂觀。用一名船舶融資專業(yè)人士的話來講：“船舶融資業(yè)務三好把風險，即好船東、好、好船廠”。但從本案例揭示和船廠均不滿足三好原則。首先，商資質過低。作為當地中小型民營商貿企業(yè)，無船舶經驗，沒有有效資產，僅僅依靠年3，000萬美元的出口額，無法滿足總價款9，000萬美元的第一還款來源的有效保證。其次，船廠把握不夠，判斷失誤。船廠原由拆船廠改建為造船廠，法人由配件商變身為造船商，沒有堅實的造船經驗；船廠盲目擴張，前期設備、基建和資質投入近3億元人民幣，資金壓力過大，面對船勢低迷，易出現資金斷裂；在2007年鼎盛時期，建造工人大量采用外包工來減輕船廠負擔，出現人員流動過于頻繁，影響造船質量；最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該船廠自建廠從未建造過3萬噸以上的船舶。

船舶保函前期項目評估，銀行要參與船廠認定，那么面對船舶融資最重要兩方，J銀行的貸前審查和建造評估顯得過于自信和樂觀了。

2、應對風險滯后。2009年7月第一條船舶需對外交付，但在2009年中境外船東就已提出船舶結點問題，如發(fā)動機等明顯不符事項，而J銀行未對其給予重視，至船舶到期日船東在提請仲裁之前專門發(fā)函提出仲裁意向，J銀行未及時處理函件，沒有給予適當回應，最終造成仲裁事實，造成后期的墊款發(fā)生一直處于被動應對的局面。

3、措施不力。一般來講，船舶融資因涉及的時間長、環(huán)節(jié)和關聯方多的特點，因此在提起仲裁后，需較長時間，這就為銀行不良的產生和前期化解給予了較寬松的時間，但由于J銀行前期處理仲裁事項滯后，造成船東在船舶到期后提起仲裁，加快了墊款進度。同時，面對船東仲裁事項，沒有有效處理船廠與律師之間的矛盾，造成律師放棄關鍵點辯護，導致仲裁結果判定。

（三）控制活動缺位

1、簡化流程。貸前調查簡化環(huán)節(jié)，沒有按程序落實抵質押物核查，出現船廠用于抵押的土地為重復抵押，出現較大風險敞口。

2、管理缺位。預付款資金使用審查管理缺位，未嚴格按照結點嚴格資金結匯和支用，出現提前結匯挪用資金購買鋼材；未嚴格保函條款落實貸中船廠建造進度檢查，以至出現發(fā)動機型等與保函條款明顯不符事項，產生明顯違約漏洞。

3、內部監(jiān)督滯后。

三、結論

律師一級辯護總結范文第5篇

法務會計是什么？它能做什么？怎么做？誰來做？要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最關鍵的是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確定。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法務會計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關于法務會計的詮釋，國內外學界頗有紛爭。

（一）國內外有關法務會計的爭議聚焦

迄今為止，國外有關專家學者對法務會計的定義眾說紛紜，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關于法務會計的界定也是爭議頗多，法務會計到底應歸屬于會計學科還是法學科？亦或是歸并到審計學科？仔細分析諸多觀點，不難發(fā)現它們之間有許多交叉重合，也有部分差異，歸納起來無非就是以會計為重心，還是以法律為落腳點，或者說可劃分為廣義的法務會計和狹義的法務會計，要視具體目標而定，國外的主流觀點分析歸納有如下特征表現：第一，法務會計的內涵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即從單純的會計（舞弊）調查向會計鑒定、訴訟支持等司法縱深方向延伸擴展，這體現了多學科交叉滲透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第二，現階段，法務會計的定義進入了“林立”狀態(tài)，各種說法不斷涌現，這方面的理論研究呈現百家爭鳴、不斷創(chuàng)新的景象。第三，理論研究專家與社會實踐專家對法務會計的界定具有很大的差異，主要源自視角不同，研究領域及價值觀存在差異。從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主要是側重于對法務會計實務的探討，又受到案例的推動，較多關注熱點問題和技術解決方案，特別是在執(zhí)行舞弊審計、財務調查時的應用，至今已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統的舞弊調查方案以及在收集證據過程中所用到的先進技術方法，但對法務會計的理論淵源和理論框架的探索則非常少。國外學者對法務會計概念的定義趨于完善，但都未涉及到法務會計主體，有所欠缺。而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對法律條文的解釋和歷史的概括總結以及案例研究，實證分析很罕見。由此不難發(fā)現實用主義原則在法務會計理論發(fā)展中的作用以及案例對法務會計理論的推動，這種實用主義原則現在仍起很大作用。從國內學者對法務會計概念的界定觀察，有的是從處理經濟糾紛中法律問題的視角進行界定；有的則是從學科和實務雙重角度予以界定；還有的是從現行司法會計體制的角度對法務會計進行詮釋?？梢缘贸鲆韵陆Y論：

（1）法務會計是法律與會計結合的必然產物，主要服務于市場經濟，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為目的，與一般性會計比較，其主要的區(qū)別在于法務會計師的業(yè)務職能和提交的專業(yè)報告都是直接為法律服務的。

（2）涉及的學科交叉范圍廣泛。法務會計與傳統會計不同，它不是“單純的會計”，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綜合性會計，只要涉及到經濟糾紛犯罪案件中的會計事項確認和判定，都與法務會計有關。它以會計理論和法學理論為基礎，同時吸收了審計和統計分析的部分技術方法，融會計和法學于一體。

（3）服務針對性強。法務會計以經濟糾紛中的法律問題為重點，針對企業(yè)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法務會計師站在為當事人服務的立場上，通過調查分析，確定責任的發(fā)生原因及其歸屬，并通過法律手段來追究有關責任人的法律責任以保護當事人的利益。綜上所述，國內外現有的文獻對于法務會計除了在上述方面取得共識外，在其他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上都存在較大的分歧。

（二）法務會計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定位

想要對法務會計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目標進行定位，應先明確法務會計的一般涵義。綜合各家觀點，總結我國法務會計的社會實踐，筆者認為，所謂法務會計，是指由獨立執(zhí)業(yè)的法務會計師，依據相關法律規(guī)定，綜合運用會計、審計及法律等多學科交叉知識和專業(yè)技能，對社會經濟活動中發(fā)生的經濟糾紛及欺詐行為等進行調查、審核、估算、分析和鑒定等，據以提出鑒定意見或為法庭審理作證的特定專業(yè)服務活動。它是以法學和會計學理論為基礎，集會計學、審計學和法學于一身的綜合叉學科。要理解上述法務會計的基本涵義必須把握住以下五個要素：

（1）法務會計的主體。法務會計的主體是法務會計業(yè)務活動的執(zhí)行人，必須是經過專業(yè)訓練的、具有特殊技能的法務會計師。他兼具會計師、舞弊審核師、律師、私人調查員等特質。

（2）法務會計的客體。法務會計的客體是接受法務會計調查、審核及鑒證的對象，即法務會計的工作對象，具體是指特殊領域的特定業(yè)務，如社會經濟活動中發(fā)生的各類經濟糾紛、經濟過失、欺詐、犯罪等涉案事項或行為。

（3）法務會計的依據。法務會計的依據即法務會計的工作標準或衡量尺度，是與經濟案件或事項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和會計審計準則。

（4）法務會計的目標。法務會計的目標即通過法務會計實踐活動所期望達到的目的和要求，是提供專家性意見作為法律鑒定或用于法庭審理的經濟鑒證。

（5）法務會計的技術方法。法務會計的技術方法是在執(zhí)行法務會計業(yè)務時需要綜合運用的調查、審核、估算、分析、判定與鑒別等技術方法，以取得合乎法律要求的各類證據。法務會計與傳統會計的最大區(qū)別在于：法務會計所執(zhí)行的業(yè)務職能及出具的專業(yè)報告都是直接為法律服務的。法務會計經常涉及舞弊調查，并為公、檢、法等職能部門和紀檢、監(jiān)察、律師辯護、經濟調查及審計等專業(yè)活動服務。法務會計師執(zhí)業(yè)有助于社會各界了解和解決諸如經濟損失，特別是金額方面的損失。另外，法務會計師還經常幫助內部管理部門強化公司內部控制，以減少內部舞弊的發(fā)生。可見，法務會計師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包括：經濟糾紛、經濟過失和經濟犯罪等，其基本職能是向法庭等職能機構提供專家性意見，作為法庭客觀、公正地裁決經濟案件的專業(yè)依據。在法學科的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人才培養(yǎng)方案中，已經確定的法學（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人才培養(yǎng)目標為：“本專業(yè)方向培養(yǎng)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需要的德、智、體、美全面發(fā)展，系統掌握法學、會計學科的基本理論知識，靈活運用審計的技術方法，熟知證據規(guī)則和法定程序，熟悉國內外會計財務相關方針政策、法律法規(guī)以及相關國際慣例，能夠綜合運用法律、會計審計知識、方法和技能，專業(yè)基礎扎實，實踐能力強，富有創(chuàng)新精神，具有較強的語言和文字表達、人際溝通、信息技術或區(qū)域分析、解決法務會計問題能力，具備會計、稅務、審計、鑒證等法務會計職業(yè)技能，適應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社會中介組織及企事業(yè)單位等需求的復合型應用性人才?！边@一目標定位的鮮明特點是：具體詳盡、面面俱到、學科交叉，涉及面廣，出發(fā)點是適應性強，無論市場變化有多大，似乎都會有好的就業(yè)去向。但是，目前的就業(yè)競爭壓力大，人心浮躁，學生一般只注重眼前，價值取向以實惠為主。經過幾年來的培養(yǎng)實踐，筆者以為，設置法務會計專業(yè)或專業(yè)特色方向，不論是在法學科下的，還是在會計學科下設的特色方向，都應該遵循高等教育規(guī)律，人才培養(yǎng)目標定位需要源于實踐需求，又高于實踐要求，應符合科學發(fā)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原則，既要簡明扼要，又具有專署性和可操作性，而且還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保持預留發(fā)展空間，要可持續(xù)下去。培養(yǎng)學生的周期較長，市場瞬息萬變，可能招生時形勢一片大好，可到畢業(yè)時，市場風向標變了，所以，還是要有縝密的頂層設計?；谏鲜銮闆r，分層次的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本科可定位為：本專業(yè)（方向）培養(yǎng)適應信息化國際市場競爭需要，德、智、體、美協調發(fā)展，具有法學應用基礎與財務會計學功底，能夠綜合運用法律規(guī)則調查各類經濟糾紛與財務舞弊案件證據，并勝任國家機關、企事業(yè)單位等相關崗位需求的復合型應用性人才。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碩士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可定位為：本研究方向培養(yǎng)適應信息化國際市場競爭需要，德、智、體、美協調發(fā)展，具有較深厚的法學應用基礎與財務會計學功底，能夠綜合運用法律規(guī)則調查取證各類經濟糾紛與財務舞弊案件，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并勝任國家機關、企事業(yè)單位等相關崗位需求的復合型應用性人才。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博士人才培養(yǎng)的目標可定位為：本研究方向培養(yǎng)跟蹤信息化國際市場競爭變化，德、智、體、美綜合發(fā)展，具有深厚的法學理論基礎與財務會計學理論功底，能夠綜合運用法律程序調查研究各類復雜的經濟糾紛與高端舞弊案件，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并勝任跨國集團、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研究與實踐的復合型高級人才。美國高校法務會計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確定視培養(yǎng)模式和路徑不同而有所區(qū)別。許多美國高校目前對法務會計人才培養(yǎng)僅停留在研究生在職教育階段，加之社會上法務會計人才稀缺程度較高，各高校確定的法務會計培養(yǎng)目標以“能夠勝任法務會計、舞弊調查等相關工作”為主。

（三）各類層次人才培養(yǎng)目標下的課程體系設計

一般復合型專業(yè)（方向）人才培養(yǎng)計劃中的課程設計較普通專業(yè)的課程設計復雜且目標要求高，搞不好就會出現“兩張皮”或“拼盤式”的局面，全憑學生自己去消化融合。在學分有統一規(guī)定、不能突破的前提下，需要課程設計者科學合理地進行課程體系的設計。法學院的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通常偏重開設較為系統的法學科類課程，因為法學科的一級學科門類較多，國家統一規(guī)定的法學科基礎和主干課程就有十六門課，加入各部門法、專業(yè)法規(guī)，令人眼花繚亂，再按照教育部統一規(guī)定的大學必修課、通開課、通識課，跨學科選修課等，剩下極其有限的學分分到復合的會計學科、審計學科，達不到需求。學生就業(yè)時常常出現會計學功底不扎實，法學又難就業(yè)。為改變這一局面，只能再盡力壓縮法學類課程，增加一些經管類會計課程，但交叉融合又是難題，還是改變不了“拼湊”的色彩，改革創(chuàng)新就要冒風險。所以需要每年微調課程開設計劃，按照“通、識、精、活”原則構建課程體系，逐年調整人才培養(yǎng)方案。同樣道理，在會計學院下設置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的課程體系設計正好相反，通常偏重開設較為系統的經管類會計學科課程，在國家統一規(guī)定的經管類學科基礎課程就有十到十二門課，加上按照教育部統一規(guī)定的大學必修課、通開課、通識課，專業(yè)主干課以及跨學科選修課等，剩下的要想置入法學科一系列課程不大可能，只能選擇性嵌入部分主要的課程。學生就業(yè)經常是會計學具備一定的功底，但是法學知識不系統，法學思維跟不上。無論在哪個學院下面設置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最關鍵的是看學生的興趣和未來人生的發(fā)展方向，根據獲取哪個學士學位來定它的主要知識結構取向，然后實施課程再造系統工程。我們通過三年的努力，嘗試性地進行課程再造，打破“拼盤式”局面，為有效地節(jié)省學分、提升專業(yè)交叉和學科融合度、擴大復合效果、增強實戰(zhàn)能力，組隊實施了課程開發(fā)計劃，目前已經完成五門課程的改造和教材出版任務，正在試用階段，還需要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再進一步深加工使之完善。目前，在我國，為適應社會對復合型法務會計人才需要，緩解單一專業(yè)的就業(yè)壓力，除了積極申辦本科層次的法務會計專業(yè)以外，可以嘗試多元化培養(yǎng)模式，如在財經類院校的會計學或法學專業(yè)開設法務會計第二學位；為增強學生的發(fā)展后勁，可以像國外一樣，實施本碩連讀制度，在本科階段主修會計學三年專業(yè)，在碩士階段主攻法學科和實踐應用三年；實施碩博連讀制度，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偏重法學和交叉融合性研究，培養(yǎng)出真正的法務會計高端人才。

二、探索我國法務會計人才培養(yǎng)新模式

近年來，隨著高校生源大戰(zhàn)序幕的拉開，增設新專業(yè)競爭加劇，高效率的辦學需要不斷改進與創(chuàng)新人才培養(yǎng)模式，各類高校紛紛創(chuàng)立“國內學歷教育+國際執(zhí)業(yè)資格教育”、“國內學歷教育+國外學歷教育”（2+2或3+1、3+2等）、校內跨學科或跨專業(yè)的“2+2”或“3+1”、本學科“創(chuàng)新人才基地班”、“國（境）外高校交換生”等人才培養(yǎng)模式，經過實踐均取得了較好效果，獲得學生、家長和社會的肯定和認同。復合型、創(chuàng)新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大膽改革和探索，有針對性地提升了學生的綜合素質，提高了其職場競爭力和職業(yè)遷移能力、擴大就業(yè)適應性。可以嘗試借鑒的有以下幾種模式：

（一）國外職業(yè)資格考試與專業(yè)教育結合培養(yǎng)模式

法務會計人才培養(yǎng)應拓寬思路，開闊視野，轉變觀念，借鑒ACCA/CGA等在國內高校的辦學成功經驗，嘗試探索學歷教育與ACFE（美國注冊舞弊審核師）職業(yè)資格教育相結合模式。本科階段學習的第一要務是厚基礎、寬口徑、重思想、強能力，以專業(yè)素養(yǎng)教育為主，有的專業(yè)課直接對接ACFE的職業(yè)資格考試內容，搶占先機，凸顯法務會計專業(yè)特色，并有針對性地解決學歷專業(yè)教育與社會實踐需求脫節(jié)問題，以適應市場變化對特殊人才的需要。

（二）探索國內與國際合作辦學模式

目前，經濟全球化，市場競爭國際化，國外大學積極搶灘中國的教育陣地，為了充分體現法務會計人才培養(yǎng)教育的“國際化”并不斷擴大隊伍，我們應具有注冊會計師行業(yè)人才發(fā)展戰(zhàn)略眼光，采取“走出去”與“請進來”的方式，與國外有專長的大學合作，聯合培養(yǎng)法務會計高層次人才。具體可以推行國際化“2+2”、“3+1+1”、“4+1”等培養(yǎng)模式以及“國（境）外高校交換生”等人才培養(yǎng)模式等。

（三）校內跨學科基地班培養(yǎng)模式

現在許多院校都按大類招生，可以在本校的會計學專業(yè)與法學專業(yè)搭建一個“2+2跨學科專業(yè)平臺”，由學生自主選擇未來的發(fā)展方向，還可以組建“創(chuàng)新法務會計人才基地班”，選拔優(yōu)秀學生進入實驗班，推行全新教學法，設置綜合性較強的特色系列課程。此外，有條件時不妨借鑒重點大學的辦學經驗，采取本碩連讀或碩博連讀模式，即本科階段完成會計學教育，法學科放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完成。美國高校法務會計人才培養(yǎng)模式表現為：要么僅限于開設舞弊調查與白領犯罪調查一門或幾門法務會計相關的課程，涉及有關訴訟支持的培養(yǎng)計劃較少。據調查，已有17所高校開設了法務會計課程，向學生系統、全面?zhèn)魇诜▌諘嬛R，其中有5所高校開展了法務會計本科教育的嘗試，還有兩所高校同時開展法務會計本科和碩士學位教育，其他高校多數只開展法務會計碩士學位教育。而大多數高校都設置了入學門檻，如工作經歷、相關預備知識和學歷要求等，主要教育對象為在職或在校生，主要教育形式為遠程教育和全日制教育。開出法務會計課程的絕大多數是經濟學院和會計學院，少數高校由法學院承擔。

三、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建設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就業(yè)遇到的尷尬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對技術創(chuàng)新和管理創(chuàng)新需求巨增，新興行業(yè)越來越多，學科劃分也日漸細致，科學研究及各領域拓展急需一些有學科專業(yè)交叉融合背景的復合型人才，市場調查研究和社會實踐顯示，法務會計人才大有可為，如各級財政、稅務、物價部門，公檢法、紀檢審、銀行、企業(yè)等都需要既懂法律，又精通業(yè)務的復合型專門人才。目前，法務會計專業(yè)的畢業(yè)生總體上很受歡迎，但在就業(yè)過程中也會遇到一些尷尬。有些單位在招聘時，要么招純法學的，要么招純會計學的。從每年報考公務員、事業(yè)單位人員的專業(yè)要求看，要么是延續(xù)多年以前的專業(yè)類別要求，要么有新類別出現，但并沒有單獨設置法務會計這一類別，對專業(yè)要求也沒有添加到新增加的目錄中，學生如果選擇要報考公務員，只能走法學系列，要去企業(yè)單位就只能選擇會計學，可實際畢業(yè)時不可能同時拿兩個學位，所以學生往往很糾結，到底要拿哪個專業(yè)的學位。筆者認為，國家人事部門公務員招錄過程中，應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與時俱進，根據有效需求，及時地更新招錄專業(yè)目錄和進行崗位設置更新。政府部門為推進經濟社會發(fā)展，真正發(fā)揮宏觀調控和政策導向作用，從根本上解決就業(yè)難的問題。另一方面，高校也有責任千方百計擴大宣傳和影響，有效推介復合型人才深入各行業(yè)基層，利用寒暑假的社會實踐機會和招聘會及網絡輿論宣傳陣地，做好信息溝通工作，借助政府和社會輿論宣傳和網絡信息強力推進法務會計人才隊伍建設和行業(yè)發(fā)展，為我國經濟社會健康運行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二）法務會計與舞弊審計的辨析

近年來，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的企業(yè)財務造假、會計舞弊以及高級管理層犯罪案件此起彼伏，由此對舞弊審計和法務會計的需求日益興盛，刺激國外的舞弊審計研究迅速升級。而在特別復雜的經濟案件中，單憑舞弊審計和法務會計唯一手段是無法完成的，經常是雙方交叉并聯合作戰(zhàn)，優(yōu)勢互補才能順利結案。法務會計的產生和具體內容與舞弊審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而許多著作和學者經常將兩個詞交叉使用，或者混為一談，事實上，舞弊審計和法務會計雖然有相同之處，但也存在著差異，詳細了解兩者的異同，合理安排，使兩者相互配合協作，有利于在調查舞弊案件時使兩者的優(yōu)勢最大化，促進反舞弊事業(yè)的發(fā)展。例如，美國“世通”公司董事會在知道發(fā)生財務舞弊欺詐案后，立即成立了包括前聯邦總檢察長、審計人員、律師等專業(yè)人員在內的“特別委員會”展開獨立調查，聘請美國證券與交易委員會執(zhí)行部門前首腦提供咨詢，共同解決財務欺詐導致財產被非法侵占案件中的財務、法律、會計等問題。在這之中，審計人員對賬務進行舞弊審計，而前檢察長、律師、證券與交易委員會前首腦則相當于法務會計人員，對于賬務資料提供法律方面的專家意見，支持訴訟，兩者相互配合，共同解決財務欺詐案中的會計、法律問題。

（三）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的課堂教學案例建設

法學科與會計學科的最大共同點在于實踐性強，為不斷提升教學質量和效果，應注重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還可聘請校外兼職教授定期來校講學，如聘請大型企業(yè)集團、上市公司有豐富實戰(zhàn)經驗的法務會計專家授課。以往單純的法學或會計學課堂教學也有許多案例可以穿插學習示范，多年的經驗積累和案例素材獲取都較為便利，也好編制成案例庫。但是法務會計的課堂教學，包括教材編寫卻比較困難，成型的案例幾乎沒有完整的，這就需要教師深入實際去發(fā)現挖掘，并組織課程組員抓住辦案機會，團隊式合作，不斷反復實踐探索法務會計調查與訴訟，再凝練提升編制成適合課堂教學的案例資料，供學生熟悉操練學習之用。

（四）法務會計專業(yè)方向的實踐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