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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范文第1篇

2、閔子騫(公元前536--公元前487)，名閔損，字子騫，尊稱閔子，世以字行。其一說，在魯國青州宿國（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qū)曹村鎮(zhèn)閔祠村）人。其二說，出生于春秋末期魯國曲阜，其先祖是魯國第四代國君魯閔公，其父閔世恭為八世祖。君避戰(zhàn)亂遷到棠邑（今魚臺縣張黃鎮(zhèn)大村）。

孔子高徒，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回并稱，為七十二賢之一。元朝編撰的《二十四孝圖》中，閔子騫排在第三，是中華民族先賢人物

3、冉耕（約前544～？），春秋末魯國人，字伯牛。為人端正正派，善于待人接物。在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與顏淵閔子騫并稱。因惡疾早逝。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為“鄆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改封“東平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改封為“鄆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稱“先賢冉子”。

4、冉雍(前522-?)，字仲弓，春秋末期魯國(今山東省菏澤市定陶區(qū))人。少昊之裔，周文王之子冉季載數(shù)傳至冉離，世居“菏澤之陽”，人稱“犁牛氏”，受儒教祭祀?！度绞献遄V》稱離娶顏氏，生長子耕，次子雍。顏氏死，又娶公西氏，生求。后公西氏聞孔子設教闕里，“命三子往從學焉”。品學兼優(yōu)。為人度量寬宏，“仁而不佞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即可擔任一方長官(《雍也》)。

5、宰予(前522-前458)，字子我，亦稱宰我，春秋末魯國人，孔子著名弟子，“孔門十哲”“言語”科之首（排名在子貢前），“孔門十三賢”之一 ?！洞蟪赏ㄖ尽酚涊d宰予小孔子二十九歲，能言善辯，曾從孔子周游列國，游歷期間常受孔子派遣，使于齊國、楚國。唐開元二十七年，宰予被追封為“齊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加封“臨淄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再進封為“齊公”，明嘉靖九年改稱為“先賢宰予”。

6、端木賜（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復姓端木，字子貢(古同子贛)，以字行。華夏族，春秋末年衛(wèi)國(今河南鶴壁市?？h)人?？鬃拥牡靡忾T生，孔門十哲之一，“受業(yè)身通”的弟子之一，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論語》中對其言行記錄較多，《史記》對其評價頗高。子貢死于齊國，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7、冉求(前522年-?年)，字子有，通稱“冉有”，尊稱“冉子”，魯國(今山東省菏澤市冉賢集)人。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載的嫡裔。春秋末年著名學者、孔子門徒?？组T七十二賢之一，受儒教祭祀。以政事見稱。多才多藝，尤擅長理財，曾擔任季氏宰臣。

8、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參（shēn），字子輿，春秋末年魯國南武城人（山東嘉祥縣）。是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與其父曾點同師孔子，是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張以孝恕忠信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齊治平的政治觀，內(nèi)省、慎獨的修養(yǎng)觀，以孝為本的孝道觀至今仍具有極其寶貴的社會意義和實用價值。曾子參與編制了《論語》、著寫了《大學》、《孝經(jīng)》、《曾子十篇》等作品。

9、卜商（前507年），字子夏，尊稱“卜子”或“卜子夏”。春秋末年晉國溫地（今河南溫縣）人，一說衛(wèi)國人，“孔門十哲”之一，七十二賢之一?，F(xiàn)在，山東省巨野縣有其嫡系后裔。性格陰郁，勇武，為人“好與賢己者處”。以“文學”著稱，曾為莒父宰。提出過“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的思想，還主張做官要先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其效勞。后來孔子喪，孔門亂，子夏到魏國西河教學。李悝、吳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尊以為師。宋人疑之，《詩》、《春秋》等書，均是由他所授。

孔子范文第2篇

孔子尊尚智慧與智者。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第一，孔子認為，人有智愚之別，最聰明者為“上知”，最愚笨者為“下愚”。智者較愚者穎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以下只注篇名)孔子十分賞識聰明的學生，如“聞一以知十”(《公冶長》)的顏回和“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的子貢，而對愚冥不化、“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的學生則表示出相當不滿，甚至發(fā)出不愿再教的警誡。第二，孔子有時喜將“知者”與“仁音”比對映照，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子罕》)，我們知道，“仁”是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范疇，能將智者與仁者相提并論，相互映襯，這充分顯露出孔子鐘愛“智者”的人格志趣。

那么，孔子為何要垂青“智者”呢?一言以蔽之――“知者不惑”。智者的獨特魅力就在于頭腦清醒敏銳，能洞察世間百態(tài)，通達事理，舉措得宜，不犯糊涂。具體來說。這種“不惑”之智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

一、明“察”?！安臁奔纯疾?、審核。智者深知事物本質(zhì)隱藏于表象之后，只有先對紛繁蕪雜的表象進行一番細致而全面的考察，才能去偽存真。明察的對象主要是人。在方法上，智者懂得從言、行、心等方面綜合而深入地考察。先察“言”，從言論本身內(nèi)容與邏輯上看有無矛盾。察言十分重要，“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它是評判某人的重要依據(jù)。即便順從自己的話，也必考察一番，“繹之為貴”(《子罕》)。再察“行”，言行不一的情形時常出現(xiàn)，欲真正了解某人，還更應從其實際行動上予以考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決不能僅“聽其言”就“信其行”，更不可“以言舉人”(《衛(wèi)靈公》)。末察“心”。僅憑言行有時還不足以知人，還需透過受查者內(nèi)心的安頓與否來窺測其志趣愛好及價值觀，“察其所安”(《為政》)。有些人雖錯做了壞事，但因無意或被迫所致，若事后良心不安，頗有愧疚悔改之意，說明其仍不失為好人。

二、“慎”行。如果說“明察”是洞悉外在認識對象的話，那么“慎行”則表現(xiàn)為對自己的言、行所持的審慎態(tài)度。如在交談上，智者不僅會慎重選擇對象，既不“失人”也不“失言”(《衛(wèi)靈公》)，還懂得適時而言，“察言而觀色”(《顏淵》)。不急躁、不隱瞞、不盲目。此外，智者不欲強詞奪理，“御人以口給”，因為這只會招人怨恨，“屢憎于人”(《公冶長》)。所以智者不輕易言說，但一旦發(fā)表意見，必定“言必有中”(《先進》)，言簡意賅，中肯中的在行動上，智者也會格外謹慎。如對交友，智者會選擇同正直、誠信、博學多識的“益友”為伍，決不濫交“不如己”的“損友”。因為前者不僅可促使自己“見賢思齊”，還可“以友輔仁”，幫助自己提升道德品行，而后者只會阿諛奉承，陽奉陰違，夸夸其談。

三、遠“慮”。智者不僅懂得當下明察與謹言慎行，而且尤重放眼未來，心懷“遠慮”。他們不像庸碌之輩那樣鼠目寸光，急功近利。相反，智者懂得著眼整體，顧全大局，在不可得兼的情況下會果斷舍棄小利。再者，智者能夠見微知著，推近知遠，事物發(fā)展初期根據(jù)顯露出的某些零散、粗概的端萌、跡象推知其未來發(fā)展態(tài)勢，先知“先覺”。

四、善“權”。如果說上述之智均表現(xiàn)為“知常”的話，那么，善權則為“知變”之智。既能明了和遵循事物的常規(guī)與準則，還能夠根據(jù)時間、條件的動態(tài)變化做出相應的合理調(diào)整，權衡輕重，與時偕行，“毋固”(《子罕》)，“無可無不可”(《微子》)。如在政治清明的時候，智者懂得順時而進，積極人仕，敢于“直言直行”，以濟國安民；反之，則隱退自守，“無道則隱”(《泰伯》)，甚至裝瘋賣傻，言談亦由直言不諱轉(zhuǎn)為謙遜委婉，“危行言孫”(《憲問》)，以保全性命。執(zhí)經(jīng)守常雖難能可貴，但卻比不上通權達變，“可與立。末可與權”(《子罕》)。

五、“達”命。智者的最高境界在于能夠超邁“人道”上達“天道”，把握天人之際。智者懂得從自然萬物的事相中體悟宇宙間所蘊含的生生不息的“創(chuàng)生”之道，能從大自然當中感悟四時運行不止(“四時行焉”)與萬物生機勃勃(“百物生焉”)的道理，亦能從奔流不息的流水中領悟時光飛逝的真諦，進而轉(zhuǎn)化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惜生珍時的人生信念。當然，在盡人事仍不能遂愿，甚至還遭遇種種不測時，亦能順時達變，樂天知命，甚至對此還懷存某種敬畏之情。這其實乃是一種豁達、安順的人生境界。

此外，智者還懂得適度原則與中庸之道，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既使其得剝自然而充分的抒發(fā)，又能避免走向極端?？鞓窌r不放蕩，悲哀時不痛苦，“樂而不，哀而不傷”(《八佾》)；憤怒時不致“忘其身，以及其親”(《顏淵》)，與人爭強斗勝，置自己和親人于不顧；情感轉(zhuǎn)變有常，不致出現(xiàn)“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顏淵》)這種大起大落的極端情形。

其實，孔子尚智背后還寓含著人生關懷的深層原因。我們知道，春秋世亂?！岸Y壞樂崩”，人人不免性命之虞，因言行不當而招致殺身之禍的悲劇層出不窮。遠如夏、商時的關龍逢、比干，近如春秋晉國的仲伯，“好直言”，結(jié)果被他人“譖而殺之”(《左傳》成公十五年)；楚國的郗宛，也因“直而和”遭人詆毀而被迫自殺(《左傳》昭公二十七年)，等等，孔子一生也頗為坎坷，歷經(jīng)磨難，曾多次遭人毀謗，幾次險些被害。歷史與現(xiàn)實的不斷沖擊迫使孔子不能不思考人生安身立命的重大問題。在孔子看來。唯有獲取人生各方面智慧，成就智者人格，才能有效解決這一永恒問題。

那么，我們又將如何獲取諸如明理、知人、曉事的才智，成為智者呢?孔子認為，條件主要有四：好學、樂思、勤問和篤行。首先要好學，以獲取廣博的知識。為此，先要端正學習態(tài)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此外，要廣開學習途徑，在博覽《詩》、《書》、《禮》、《樂》等各種文獻外，還要注重在生活中學習，“多見”、“多聞”，“多識”，切身體驗，以開闊視野。積累經(jīng)驗知識。好學是求智的本源?？鬃颖救嗽鴮e人稱譽自己“圣人”的原因也歸于“好學”。別人對孔子也有“博學”之評?？梢?，好學、博學乃是通向智慧的必經(jīng)之途。“智”從“知”始，只要堅持不懈，就能“下學而上達”(《憲問》)，通達性命天道，故孔子說“好學近乎知”(《中庸》)。當然，僅僅 好學、博學是不夠的，因為它只為求智者奠定必要的知識根基，是“知其然”的工作，實現(xiàn)智者目標的關鍵一步乃在于熱愛思考，在樂思、深思中達到“知其所以然”，融會貫通，由博返約，從而“不罔”“不惑”。否則，“學而不思則罔”(《為政》)，愈學愈迷惑。當然在學、思過程中亦必育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這時就必須勤問他人，即便對于不如己者也要能“不恥下問”，方能不斷精進。通過好學、樂思、勤問，明達事理之后，還應篤志力行，在實踐中加以堅決而靈活地運用，否則，學得再多又有何益，“亦奚以為?”(《子路》)孔子曾批評“過而不改”(《衛(wèi)靈公》)者，而對“不貳過”(《雍也》)的顏回則發(fā)出由衷贊賞，正是這種原因。

孔子的“智”論在其思想體系中究竟處于一種怎樣的位置?“智”與“道”、“仁”、“勇”、“禮”等重要范疇又有怎樣的關系?實際上，“道”是孔子思想體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范疇其內(nèi)涵主要為道德準則，亦即朱熹所說的“人倫日用間所當行者”(《論語集注?述而》)。因此，它是人生的終極目標與價值追求，人人都應“志于道”，篤志奮求。不僅如此，還要能“明道”――明達道義，“守道”――持守道義，“行道”――擔當?shù)懒x。而“明道”必離不開才智，“知者不惑”；“守道”則須具備仁德，“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必失之”(《衛(wèi)靈公》)。所明之道若缺乏仁德的護守必將喪失；“行道”則仰賴剛勇，“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沒有勇氣，道義無從保證。正是在此意義上，智與仁、勇一起共同構(gòu)成實現(xiàn)人生價值追求的重要推動力。不過，三者在內(nèi)涵與功用上各有側(cè)重：“智”重理性，明理曉事，知人知天：“仁”重情感。立己愛人，推己及人；“勇”重意志，篤志力行，見義勇為。后人曾用“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答石于重》)來詮釋智仁勇之于道義的關系，確為精辟之論。

孔子范文第3篇

我想象中的孔子，老態(tài)龍鐘，須發(fā)皆白，他正雙目微閉，雙手捧書，嘴里碎碎念著什么，時而嘴角微微上揚，時而眉頭緊鎖。我不知道這樣一位孔子是否是于丹心中那個“灰色的孔子”，但我和于丹的出發(fā)點都是一樣的——讓這樣一位孔子去鏈接一個多彩的世界……

《論語》凡是中國人必知曉的一部名著。于丹告訴我們，里面并沒有多少長篇大論，而更多的則是他日常的話，簡短的語言確實最有力的真理所在。因而，我敬佩孔子，敬佩他無時無刻都能做一個學者。真正的學者，不是一個職業(yè)代號，而是智慧的體現(xiàn)?？资ト耍茏尤?，七十二賢人，均是受他滋養(yǎng)，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實現(xiàn)“仁”為己任，才大有作為！而今社會，每個人都想領教孔子的才智，但我們看到的是什么呢？每年每天都有人，虔誠的，同樣虛偽的，趕集似的趕往孔廟“汲取知識”。試想，這是多么愚昧的行為？孔子若在世，他定會撫須搖頭長嘆……

若我們心中裝著孔子，那么無論是不是孔子親臨授課，那么也無所謂了；若社會心中裝著孔子，那么當今盛世便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孔子社會”——每個人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身奮斗的目標，落實于行動。我們在孔圣人的熏陶下，洗禮下，整個社會，將會向高檔次進發(fā)！

孔子社會。讓孔圣人的才智引導這個社會。但，而今不過只是水中月，鏡中花罷了……

孔子范文第4篇

近代中國，從晚清開始，100多年，由于國家積弱，內(nèi)憂外患，孔老夫子和他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即成了最廉價的箭靶。外國列強為了合理化它們的恃強凌弱，而制造出一套說詞，宣稱中國文化低劣，孔老夫子造成了中國文化的祖先崇拜及保守落伍，甚至中國人的方塊字也都成了民智落后的罪魁禍首。話語關系取決于實力關系，當外國強盛的老大哥都如此說，如果我們還講孔子及中國文化豈不成了精神上的又和團?于是從民國以來，孔子即成了代罪的羔羊，“打倒孔家店”成了充滿救贖心態(tài)浪漫熱情的讀書人之口號。前幾年甚至有人還把長城黃河當成替罪羔羊，認為長城黃河是封閉落伍的記號。

這種怪祖宗的現(xiàn)象，如果用理論的說法，就是“思想的被殖民化”，在臺灣它以“全盤西化論”為標志，在大陸則以“批孔”為主軸，本質(zhì)上都是中西由于權力關系不對等所造成的價值與判斷之扭曲和自我否定自我虐待。以前我在求學時，整個時代風尚都是這種“打倒文化偶像”(Iconodasm)的氛圍，孔子只是擺在那里聊備一格的神主牌位而已。只有中國，近年來在權力關系上已和西方漸趨對等，始重新替孔子找回他已失落的位子，由“孔子學院”到最近的孔子塑像進入天安門廣場?？鬃訜o言，他的浮沉所說的故事都非關他自己，而是中國在世界上權力關系位置的起伏而已。

今天的人由于時代的升沉起伏而早生華發(fā)，當白發(fā)漸多，或許才會知道，每個國家那千錘百煉好幾個千年，難以簡單概括的文化，才是人們精神得以安頓之家鄉(xiāng)。文化是認同，是生活方式，是沉淀在社會底處的習慣，這些元素會被凝聚在某幾個標志型的人物身上，孔子就是這樣的象征。但現(xiàn)代人也知道，國家有興衰起伏，每一代的人都要自我努力，將興衰起伏的責任推給祖先，那的確是種大不敬。這也是18世紀英國人認為“文化”這種說法太不準確，因而不用這個概念的原因，后來是德國人用這個概念來創(chuàng)造認同并影響到別國，英國人直至19世紀才勉強同意用“文化”這個概念談問題。

由“文化”這個名詞和概念的發(fā)生學，它其實也提示了我們，用簡單的“文化”及文化象征人物談問題雖無不可，但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分際，動輒把祖宗當成倒霉時代的廉價箭靶當然是忘本不敬，但若把祖宗抬出來合理化自己的得意，也同樣不該。

孔子范文第5篇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倫，是一種很人世的文化。然而，作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實對于功利的態(tài)度頗為淡泊，對于倫理的態(tài)度又頗為靈活。這兩個方面，可以用兩句話來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予不仁”。

孔子是一個讀書人。一般讀書人寒窗苦讀，心中都懸著一個目標，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為某方面的專家，好在社會上混一個

穩(wěn)定的職業(yè)。說一個人不成器，就等于說他沒出息，這是很忌諱的?？鬃訁s

坦然說，一個真正的人本來就是不成器的，也確實有人譏他博學而無所專長，他聽了自嘲說，那么我就以趕馬車為專長罷。

其實，孔子對于讀書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張讀書要從興趣出發(fā)，不贊成為求知而求知的純學術態(tài)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還主張讀書是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種沽名釣譽的庸俗文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他一再強調(diào)，一個人重要的是應有真才實學，而無須在乎外在的名聲和遭遇，類似于“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這樣的話，《論語》中至少重復了四次。

“君子不器”這句話不僅說出了孔子的治學觀，也說出了他的人生觀。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個學生聊天，讓他們談談自己的志向。其中三個分別表示想做軍事家、經(jīng)濟學家和外交家。唯有曾子說，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輕裝出發(fā)，約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涼，一路唱歌回來?？鬃勇犃T，喟然嘆曰：“我和曾子想的一樣?！笔ト说倪@一嘆，活脫兒嘆出了他的未染的性靈，使得兩千年后一位最重性靈的文論家大受感動，競改名“圣嘆”，以志紀念。人生在世，何必成個什么器，做個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閑自在，豈非勝似一切?

學界大抵認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眾說不一，但都不出倫理道德的范圍。孔子重人倫是一個事實，不過他到底是一個聰明人，而一個人只要足夠聰明，就決不會看不透一切倫理規(guī)范的相對性質(zhì)。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這句話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做理想人格的必備條件，也就不足怪了。有的把“仁”歸結(jié)為忠恕二字，其實孔子決不主張愚忠和濫恕。他總是區(qū)別對待“邦有道”和“邦無道”兩種情況，“邦有道”之時，能逃就逃(“乘桴浮于?！?，逃不了則少說話為好(“言孫”)，會裝傻更妙(“愚不可及”，這個成語出自《倫語》，其本義不是形容愚蠢透頂，而是孔子夸獎某人裝傻裝得高明極致的話，相當于鄭板橋說的“難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樣，當你的左臉挨打時，要你把右臉也送上去。有人問他該不該“以德報怨”?他反問：那么用什么來報德呢?然后說，應該是用公正回報怨仇，用恩德回報恩德。

孔子實在是一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他有常識，知分寸，絲毫沒有偏執(zhí)狂。“信”是他親自規(guī)定的“仁”的內(nèi)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說：“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徑(“然小人哉”)。要害是那兩個“必”字，毫無變通的余地，把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還反對遇事過分謹慎。我們常說“三思而后行”，這句話也出自《論語》，只是孔子并不贊成，他說再思就可以了。

也許孔子還有不灑脫的地方，我舉的只是一面。有這一面畢竟是令人高興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認孔子是一位夠格的哲學家了，因為哲學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會一點不灑脫呢?

素材運用：

我們總是把“灑脫”誤認為輕狂不莊重，我們總以為做學問就要做到迂腐、癡呆才算，我們追求功名、富貴永遠都像在追命，我們永遠都把“文章”當做道德，當做“千古事”，當做一輩子都割舍不下的“身家性命”。